传教士向康熙献上金鸡纳树
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借助疟疾将恐惧描绘得活灵活现：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颤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我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时就变得这样/但是羞耻心向我发出他的威胁/这羞耻心使仆人在英明的主人面前变得勇敢。
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国家纷纷踏上殖民扩张的进程，当他们脚踩上陌生的热带土地时，首先就要面对疟疾的爪牙。1630年，秘鲁总督钦琼伯爵的妻子在利马逗留时患上疟疾，药石罔效，眼看就要客死异乡。幸运的是，伯爵妻子的保健医生当地的印第安土著会用一种树皮治疗疟疾，当地人称之为“生命之树”。用该树树皮熬药汤后，伯爵夫人最终痊愈。该树后被命名为金鸡纳树（a）。
康熙帝也曾受益于此，1693年康熙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献上金鸡纳树提炼出的药物，康熙很快被治愈。由此金鸡纳树的特效药也在中国传播开来。《本草纲目拾遗》中记录“……治疟。澳番（指澳门葡人）相传。不论何疟，用金鸡勒……一服即愈”。
但金鸡纳树并非根本良药。一是因为种植难度，金鸡纳树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不可能普遍栽种；二则是金鸡纳树本身有着严重的副作用，病人容易出现腹泻、哮喘、耳鸣、急性溶血。即使治愈了疟疾，它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比疟疾更致命的副作用。
虽然后有法国医生ier和u在1820年提纯出了树皮中的有效抗疟成分——奎宁，但人们依然在探究疟疾的根本发病原因。
在发现青蒿素以前古人如何对治疟疾？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攻占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蛮族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均死于疟疾。在中国的史书上，疟疾也是一名常客。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欢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在宋人陈言编撰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指出了疫疟的特点：“一岁之间，长幼相若，或染时行，变成寒热，名曰疫疟”。
屠呦呦的发现受益于《肘后备急方》
古代医学无法确定传染源，古人大多认为疟疾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中国古代医家认为疟疾由感受疟邪引起，以恶寒壮热，发有定时，是多发于夏秋季为特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其中引起瘴疟的疟邪亦称为瘴毒或瘴气，在我国主要存在于南方，所致疾病较重，易于内犯心神及使人体阴阳极度偏盛。古罗马人则认为，沼泽湿地中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通过口鼻呼吸进入人体，引发疟疾。意大利语中的“污浊空气”（mal’aria），就成了疟疾的学名malaria。
古人尝试了诸多途径对治疟疾，但成效寥寥。罗马名医盖伦根据“四体|液说”提出，疟疾是体|液不平衡所导致的，采用放血和催泻疗法即可治愈。然而，疟疾本身就会导致贫血，简单粗暴的放血只能让病人死得更快。传统中医则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在诊断为疟疾后，即可截疟。在此基础上，根据疟疾证候的不同，分别结合和解表里、清热保津、温阳达邪、清心开窍、化浊开窍、补益气血等治法进行治疗。
相传起源于神农氏，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而此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则是受到《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
在发现青蒿素以前古人如何对治疟疾？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疟疾也分不同种类，除传统病症的疟疾，还有寒虐、温虐、瘅虐之分。乾隆年间由太医吴谦修编的汉医丛书《医宗金鉴》中，记录了“柴胡截疟饮”一方。该方以小柴胡汤和解表里，导邪外出；常山、槟榔祛邪截疟；配合乌梅生津和胃，以减轻常山致吐的副作用。
而针对寒多热少的寒虐，则有出自于《伤寒论》的“柴胡桂姜汤”。方子以柴胡、黄芩和解表里，桂枝、干姜、甘草温阳达邪，天花粉、牡蛎散结软坚，可加蜀漆或常山祛邪截疟。此外，“何人饮”、“达原饮”、“截疟散”也是中国古代医家较为常用的药方。
世界各地医生的努力仍然没有减少疟疾的肆虐。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当地气候潮湿炎热，疟疾就时常发作。疟疾不仅种类繁多，且痊愈后病人身体并不产生抗体可以免疫，重复感染疟疾让人们一步步走向死亡。
传教士向康熙献上金鸡纳树
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借助疟疾将恐惧描绘得活灵活现：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颤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我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时就变得这样/但是羞耻心向我发出他的威胁/这羞耻心使仆人在英明的主人面前变得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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