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令狐靖远面前:“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佐藤一郎,189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修情报科。1931年参与九一八事变,负责收集东北军的军备情报,因功晋升少佐。1938年潜入上海,化名‘佐藤一郎’,担任日清洋行经理,实则是日军特高课派驻上海的情报官,擅长密码破译和特工训练,据说还参与过对军统密码系统的研究。”
令狐靖远打开信封,里面是佐藤的照片、履历表,还有一份日军内部的嘉奖令复印件。他快速浏览着资料,眉头越皱越紧:“没想到他资历这么深,看来牡丹小组的实力远超我们之前的估计。”
“是啊,这个人不好对付。”伊万喝了一口咖啡,“我还听说,他和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开会。”
令狐靖远心里一动,影佐祯昭是日本梅机关的核心成员,擅长情报渗透,若佐藤和他有关联,那牡丹小组的背后,很可能有梅机关的支持。“谢谢你,伊万。”他将资料收好,“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
“合作愉快。”伊万笑着说。
离开西餐厅,令狐靖远直接返回临时据点。刚进门,小赵就拿着一份电报迎了上来:“处座,武汉站的回电,还有小吴发来的密报。”
令狐靖远接过电报,先看小吴的密报。小吴本名吴志强,曾在军统武汉站通讯组任职,一年前调往特别情报处,因熟悉武汉站的内部流程,被令狐靖远派去调查情报延误事件。密报里详细写了他的调查结果:
“武汉站通讯组组长李建国,随枣会战期间连续工作七日,6月1日因过度疲惫,未向任何人交接,擅自回家休息。当日下午三点,‘日军第11军后续动向’的情报送达通讯组,因无人处理,积压至次日下午三点才被发现并发送,延误整整24小时。李建国返岗后,试图隐瞒此事,谎称情报是次日才收到的,但被通讯组的下属揭发。”
令狐靖远看完密报,脸色沉了下来。通讯组是情报传递的关键环节,李建国的失职,很可能导致前线将士因缺乏情报而陷入危险,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他立刻以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名义,向武汉站发送指令电报:
“一、撤销李建国通讯组组长职务,调往后方后勤部门任职;二、武汉站通讯组实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白班(8:00-20:00)由王浩、刘敏负责,夜班(20:00-8:00)由陈鹏、赵刚负责,交接班时需填写《情报传递交接记录表》,由值班人员签字确认;三、每月5日,由特别情报处派专员前往武汉站,核查通讯组的发报记录、交接班记录,确保制度落实;四、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需对通讯组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纪律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电报发出后,不到一个小时,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就发来复电。张汉卿是令狐靖远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旧部,复电中态度坚决:“坚决执行令狐处长指令,已将李建国停职,明日起实行双人值班制,每月将通讯组的整顿情况上报督察处。”
令狐靖远看着复电,满意地点了点头。武汉站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他知道,军统内部的纪律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后续还需要持续督察。
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租界里的路灯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泛起一片片光晕。就在这时,陈明楚突然到访临时据点。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戴着顶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令狐处长,我有急事找你。”陈明楚走进来,摘下礼帽,脸上带着几分凝重。
令狐靖远示意小赵出去警戒,然后关上房门:“说吧,什么事。”
陈明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令狐靖远:“上海区第一行动队的林焕芝小组,准备在6月底狙杀汪伪《国民新闻》社长穆时英,但现在只掌握了穆时英‘每周三、六下午在福州路办公’的模糊情报,连他具体的办公地址、随身保镖数量、每日出行路线都不知道,林焕芝急得团团转,让我问问你这边有没有办法。”
令狐靖远接过纸条,上面写着穆时英的名字和简单的背景介绍。穆时英是着名的汉奸文人,投靠日伪后担任《国民新闻》社长,多次发表亲日言论,煽动民众投降,确实是锄奸的重要目标。“我知道了,”令狐靖远说,“穆时英的情报,我会让特别情报处的人重点收集,尽快给林焕芝答复。”
陈明楚松了口气,又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件事,可能更麻烦。我通过上海区的内线得知,王天木最近和76号的丁默邨有秘密接触,就在上周三晚上,两人在虹口区的‘聚丰茶馆’见了面,聊了半个多小时。”
“什么?”令狐靖远猛地站起来,眼神锐利,“王天木他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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