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令狐靖远面前：“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佐藤一郎，189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修情报科。1931年参与九一八事变，负责收集东北军的军备情报，因功晋升少佐。1938年潜入上海，化名‘佐藤一郎’，担任日清洋行经理，实则是日军特高课派驻上海的情报官，擅长密码破译和特工训练，据说还参与过对军统密码系统的研究。”
令狐靖远打开信封，里面是佐藤的照片、履历表，还有一份日军内部的嘉奖令复印件。他快速浏览着资料，眉头越皱越紧：“没想到他资历这么深，看来牡丹小组的实力远超我们之前的估计。”
“是啊，这个人不好对付。”伊万喝了一口咖啡，“我还听说，他和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开会。”
令狐靖远心里一动，影佐祯昭是日本梅机关的核心成员，擅长情报渗透，若佐藤和他有关联，那牡丹小组的背后，很可能有梅机关的支持。“谢谢你，伊万。”他将资料收好，“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
“合作愉快。”伊万笑着说。
离开西餐厅，令狐靖远直接返回临时据点。刚进门，小赵就拿着一份电报迎了上来：“处座，武汉站的回电，还有小吴发来的密报。”
令狐靖远接过电报，先看小吴的密报。小吴本名吴志强，曾在军统武汉站通讯组任职，一年前调往特别情报处，因熟悉武汉站的内部流程，被令狐靖远派去调查情报延误事件。密报里详细写了他的调查结果：
“武汉站通讯组组长李建国，随枣会战期间连续工作七日，6月1日因过度疲惫，未向任何人交接，擅自回家休息。当日下午三点，‘日军第11军后续动向’的情报送达通讯组，因无人处理，积压至次日下午三点才被发现并发送，延误整整24小时。李建国返岗后，试图隐瞒此事，谎称情报是次日才收到的，但被通讯组的下属揭发。”
令狐靖远看完密报，脸色沉了下来。通讯组是情报传递的关键环节，李建国的失职，很可能导致前线将士因缺乏情报而陷入危险，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他立刻以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名义，向武汉站发送指令电报：
“一、撤销李建国通讯组组长职务，调往后方后勤部门任职；二、武汉站通讯组实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白班（8:00-20:00）由王浩、刘敏负责，夜班（20:00-8:00）由陈鹏、赵刚负责，交接班时需填写《情报传递交接记录表》，由值班人员签字确认；三、每月5日，由特别情报处派专员前往武汉站，核查通讯组的发报记录、交接班记录，确保制度落实；四、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需对通讯组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纪律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电报发出后，不到一个小时，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就发来复电。张汉卿是令狐靖远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旧部，复电中态度坚决：“坚决执行令狐处长指令，已将李建国停职，明日起实行双人值班制，每月将通讯组的整顿情况上报督察处。”
令狐靖远看着复电，满意地点了点头。武汉站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他知道，军统内部的纪律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后续还需要持续督察。
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租界里的路灯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泛起一片片光晕。就在这时，陈明楚突然到访临时据点。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戴着顶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令狐处长，我有急事找你。”陈明楚走进来，摘下礼帽，脸上带着几分凝重。
令狐靖远示意小赵出去警戒，然后关上房门：“说吧，什么事。”
陈明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令狐靖远：“上海区第一行动队的林焕芝小组，准备在6月底狙杀汪伪《国民新闻》社长穆时英，但现在只掌握了穆时英‘每周三、六下午在福州路办公’的模糊情报，连他具体的办公地址、随身保镖数量、每日出行路线都不知道，林焕芝急得团团转，让我问问你这边有没有办法。”
令狐靖远接过纸条，上面写着穆时英的名字和简单的背景介绍。穆时英是着名的汉奸文人，投靠日伪后担任《国民新闻》社长，多次发表亲日言论，煽动民众投降，确实是锄奸的重要目标。“我知道了，”令狐靖远说，“穆时英的情报，我会让特别情报处的人重点收集，尽快给林焕芝答复。”
陈明楚松了口气，又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件事，可能更麻烦。我通过上海区的内线得知，王天木最近和76号的丁默邨有秘密接触，就在上周三晚上，两人在虹口区的‘聚丰茶馆’见了面，聊了半个多小时。”
“什么？”令狐靖远猛地站起来，眼神锐利，“王天木他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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