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四十九章：武汉码头反追踪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五日的武汉，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带着早春的料峭寒意。令狐靖远站在“民生轮”的甲板上，指尖捏着件深蓝色粗布马甲——里面缝着《日军攻徐州计划》的密件，用棉线绣成的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需用特制的竹篾片刮开才能显影。江面上雾霭未散，远处的黄鹤楼只露出个模糊的轮廓，像幅被洇湿的水墨画。
“令狐先生，快到码头了。”身后传来督察员小马的声音，他手里拎着个藤箱，里面装着替换的棉袍和两本线装的《三国志》——密写药水就藏在书脊的夹层里。这孩子才十九岁，是去年从苏州别动队调来的，眉眼间还带着青涩，却已能独当一面，“刚才船头的老船工说，武汉眉眼最近查得严，日军的巡逻艇天天在江面晃悠。”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将马甲往棉袍里掖了掖。棉袍是深灰色的，袖口磨出了圈浅白的毛边，是刻意做旧的样子——他扮成从上海来的药材商，箱子里的“当归”“黄芪”下，压着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铜制关防，巴掌大小，刻着“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关防”十个篆字，边角还留着铸造时的毛刺。
船靠岸时，码头上正乱哄哄的。挑夫们扛着扁担穿梭往来，扁担上的麻绳勒得肩膀发红；穿短褂的商贩推着独轮车叫卖，车斗里的橘子滚落在青石板上，被往来的皮鞋碾得汁水淋漓；还有几个穿军装的士兵，正翻着一个难民的包袱，包袱里的窝头掉在地上，难民蹲下身去捡，被士兵一脚踹在腰上，疼得蜷缩在地上。
“先别下去。”令狐靖远按住正要拎箱子的小马，目光扫过码头入口处的三个男人。那三人都穿黑色中山装，袖口熨得笔挺，脚下的棕色皮鞋沾着些许江泥——最显眼的是鞋后跟，贴着片指甲盖大小的黄铜片，刻着朵极小的向日葵，花瓣的纹路清晰可辨。
“是中统的人。”小马也看了出来，声音压得极低，“去年在上海受训时，教官说过，中统去年冬天新换了暗号，就是这向日葵标记。”
令狐靖远没作声，指尖在棉袍口袋里摸了摸——那里藏着个巴掌大的铜哨，是黄埔四期时周伟龙送的，吹出来的声音像夜猫子叫，是他们当年约定的紧急信号。他想起三天前离开上海时，周伟龙在荣记裁缝铺后巷说的话：“季源溥那老狐狸最近在武汉活动，中统跟咱们抢情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去送徐州计划，可得当心他们使绊子。”
那时巷口的老槐树刚冒出新绿，周伟龙蹲在树洞里掏情报时，指尖沾了些湿润的泥土，“听说中统武汉站的头头是季源溥的亲信，叫沈醉，手段阴得很，上个月还截了咱们送长沙的密电。”
“走。”令狐靖远收回思绪，拎起藤箱往舷梯走。小马连忙跟上，藤箱的锁扣“咔嗒”撞在栏杆上，在嘈杂的码头声里显得格外突兀。他故意放慢脚步，让小马走在前面，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没离开那三个中山装男人——他们果然动了，看似在看墙上的布告，脚步却跟着他们往码头入口挪，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的脆响，节奏均匀，不似普通行人那般杂乱。
码头入口处的木牌上，贴着张泛黄的布告，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告示，用中日双语写着“禁止私运军火”，墨迹边缘被风吹得卷了边。令狐靖远路过时，故意停了停，用手指点了点布告上的“军火”二字，对小马笑道：“你看这日本人，倒也怕咱们老百姓手里有家伙。”
小马配合地笑了笑，眼角却瞥见那三个中山装男人交换了个眼神——左边那个瘦高个抬手摸了摸耳朵，是个极细微的动作，却被小马记在心里。这是跟踪的暗号，去年特训时教官特意讲过：中统特工常用“摸耳”“扶眼镜”“拢衣领”传递信息，摸耳代表“目标未察觉，继续跟踪”。
走出码头，令狐靖远拐进旁边的一条窄巷。巷子里飘着股煤烟味，是尽头的铁匠铺传来的，铁匠正抡着锤子打铁，火星子溅在地上，烫得“滋滋”响。他停下脚步，假装整理鞋带，余光透过巷口的石板缝望去——那三个中山装男人果然跟了进来，正站在巷口的杂货铺前，假装买烟。
“他们跟得紧。”小马压低声音，手按在藤箱的锁扣上，那里藏着把三寸长的匕首，柄里灌了铅，沉甸甸的，“要不要找个机会甩掉他们？前面有个厕所，巷子窄，能藏人。”
令狐靖远摇了摇头。他想起戴笠去年在重庆说的话：“中统跟咱们，就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看着闹得凶，真遇上日本人，还得往一块凑。但这藤要是缠得太紧，就得给它松松绑，不然谁都长不好。”那时戴笠正抽着烟，烟灰落在桌上的密电上，“季源溥那老东西，总觉得咱们军统占了上风，你去武汉要是遇上中统的人，不用客气，但也别把事做绝——委员长要的是合力抗日，不是窝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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