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四十四章：公共租界捕谍影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的上海，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公共租界的屋顶上。静安寺路上的法国梧桐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戳在灰白的天空里，枝桠间挂着的电线被风吹得呜呜响，像谁在低声哭。令狐靖远站在“荣记裁缝铺”后巷的老槐树下，指尖捏着半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这是与巡捕房线人赵四约定的暗号，另一半在赵四手里。
“令狐先生。”一个穿灰布棉袍的身影从雾里钻出来，棉袍领口竖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是赵四。他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籍探长，去年秋天被军统策反，成了埋在巡捕房里的眼线，专递日特在租界的动向。
令狐靖远把半枚铜钱递过去，赵四掏出自己那半枚，“咔”地对在一起，严丝合缝。“说吧。”令狐靖远的声音压得很低，雾汽钻进喉咙，带着点刺骨的凉。
赵四往左右看了看，巷口的卖报人正用冻得通红的手整理报纸，报纸角被风吹得卷起来，露出“日军增兵苏州河”的标题。他凑近令狐靖远，声音像蚊子哼：“静安寺路的松本洋行，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令狐靖远追问。松本洋行他知道，上个月路过时见过，门脸不大，挂着“东洋绸缎”的招牌，门口总站个穿和服的女人，见了中国人就翻白眼，倒像个寻常的日本侨民铺子。
“上周我带人查户口，”赵四的喉结动了动，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根“哈德门”，却没点燃，只是夹在指间捻，“账房先生慌得很，我问他要营业执照，他半天掏不出来，倒是那穿和服的女人抢着说话，一口上海话带着日本腔调，说‘先生误会，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
“就这些？”
“不止。”赵四往巷深处退了两步，后背抵住冰冷的砖墙，“昨天后半夜，我绕到洋行后门，见两个穿黑风衣的男人进去，手里拎着皮箱，皮箱底磨得发白，看着沉得很。我在巡捕房待了十年，一看就知道那箱子是装电台的——边角有磕出来的印子，跟去年抄的日特电台箱一个样。”
令狐靖远指尖在铜钱边缘摩挲，铜钱是民国初年的“袁大头”，边缘被磨得光滑，是他从南京撤退时带出来的，如今成了跟线人接头的信物。“账房先生什么样？”
“五十来岁，戴瓜皮帽，下巴上有颗痣。”赵四比划着，“穿件灰布棉袍，袖口磨出毛边了，倒浆洗得干净。我看他手指，不是拨算盘的，是握枪的——虎口有茧子。”
这话让令狐靖远心里一沉。账房先生握枪，穿和服的女人打掩护，深夜有电台箱进出——这哪里是洋行，分明是个日特据点。他想起上个月截获的日军公文，上面提过“特高课在公共租界设第三情报组，以商业机构为掩护”，莫非就是这里？
“你先回去。”令狐靖远把铜钱收进怀里，“别露声色，就当没查过这洋行。”
赵四点头，把烟塞回烟盒，转身钻进雾里，灰布棉袍的影子很快就被雾吞了。巷口的卖报人吆喝起来：“看报看报！台儿庄大捷！我军歼敌三千！”声音被风吹得散，听着却让人心里发热。
令狐靖远走出后巷，沿着静安寺路往法租界走。雾渐渐散了些，街边的铺子陆续开门，“祥生车行”的伙计正擦着黑色的轿车，车身上的白漆写着“1384”——是租界里有名的车号。几个穿西装的洋人匆匆走过，领口系着猩红的领结，对街边缩着的难民视而不见。上海就是这样，一边是炮火，一边是歌舞，像块被撕裂的布，一半浸在血里，一半还绣着花。
回到荣记裁缝铺时，周伟龙正坐在柜台后翻账册。他穿件藏青色的棉袍，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见令狐靖远进来，连忙把账册合上——账册里夹着上海区现存联络点的清单，是绝密。“怎么样？赵四有信儿了？”
令狐靖远在他对面坐下，伙计端来杯热茶，茶水上漂着层白沫，是廉价的龙井。“松本洋行有问题。”他把赵四的话复述了一遍，指尖敲着柜台，“账房先生虎口有茧，深夜有电台箱进出，十有八九是特高课的据点。”
周伟龙皱起眉，从抽屉里掏出张租界地图，用红铅笔圈出静安寺路的位置。“松本洋行在静安寺路与愚园路交叉口，离公共租界巡捕房只有三条街，日特敢把据点设在这里，胆子不小。”他指尖点着地图，“周围都是洋行和公馆，人多眼杂，要是硬闯，怕是会惊动巡捕房，搞不好还会让日特把情报毁了。”
“不能硬闯。”令狐靖远喝了口茶，茶水又苦又涩，“得扮成租界的人，以查税的名义进去。租界税务稽查员常来查洋行的账，日本人不会起疑。”
“稽查员的制服和文书好办。”周伟龙点头，“我让裁缝铺的老林连夜做几套，再刻个‘公共租界税务稽查处’的章，仿得像点。只是人手——得找几个会说上海话的，别露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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