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四十四章:公共租界捕谍影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八日的上海,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公共租界的屋顶上。静安寺路上的法国梧桐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戳在灰白的天空里,枝桠间挂着的电线被风吹得呜呜响,像谁在低声哭。令狐靖远站在“荣记裁缝铺”后巷的老槐树下,指尖捏着半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这是与巡捕房线人赵四约定的暗号,另一半在赵四手里。
“令狐先生。”一个穿灰布棉袍的身影从雾里钻出来,棉袍领口竖着,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是赵四。他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籍探长,去年秋天被军统策反,成了埋在巡捕房里的眼线,专递日特在租界的动向。
令狐靖远把半枚铜钱递过去,赵四掏出自己那半枚,“咔”地对在一起,严丝合缝。“说吧。”令狐靖远的声音压得很低,雾汽钻进喉咙,带着点刺骨的凉。
赵四往左右看了看,巷口的卖报人正用冻得通红的手整理报纸,报纸角被风吹得卷起来,露出“日军增兵苏州河”的标题。他凑近令狐靖远,声音像蚊子哼:“静安寺路的松本洋行,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令狐靖远追问。松本洋行他知道,上个月路过时见过,门脸不大,挂着“东洋绸缎”的招牌,门口总站个穿和服的女人,见了中国人就翻白眼,倒像个寻常的日本侨民铺子。
“上周我带人查户口,”赵四的喉结动了动,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根“哈德门”,却没点燃,只是夹在指间捻,“账房先生慌得很,我问他要营业执照,他半天掏不出来,倒是那穿和服的女人抢着说话,一口上海话带着日本腔调,说‘先生误会,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
“就这些?”
“不止。”赵四往巷深处退了两步,后背抵住冰冷的砖墙,“昨天后半夜,我绕到洋行后门,见两个穿黑风衣的男人进去,手里拎着皮箱,皮箱底磨得发白,看着沉得很。我在巡捕房待了十年,一看就知道那箱子是装电台的——边角有磕出来的印子,跟去年抄的日特电台箱一个样。”
令狐靖远指尖在铜钱边缘摩挲,铜钱是民国初年的“袁大头”,边缘被磨得光滑,是他从南京撤退时带出来的,如今成了跟线人接头的信物。“账房先生什么样?”
“五十来岁,戴瓜皮帽,下巴上有颗痣。”赵四比划着,“穿件灰布棉袍,袖口磨出毛边了,倒浆洗得干净。我看他手指,不是拨算盘的,是握枪的——虎口有茧子。”
这话让令狐靖远心里一沉。账房先生握枪,穿和服的女人打掩护,深夜有电台箱进出——这哪里是洋行,分明是个日特据点。他想起上个月截获的日军公文,上面提过“特高课在公共租界设第三情报组,以商业机构为掩护”,莫非就是这里?
“你先回去。”令狐靖远把铜钱收进怀里,“别露声色,就当没查过这洋行。”
赵四点头,把烟塞回烟盒,转身钻进雾里,灰布棉袍的影子很快就被雾吞了。巷口的卖报人吆喝起来:“看报看报!台儿庄大捷!我军歼敌三千!”声音被风吹得散,听着却让人心里发热。
令狐靖远走出后巷,沿着静安寺路往法租界走。雾渐渐散了些,街边的铺子陆续开门,“祥生车行”的伙计正擦着黑色的轿车,车身上的白漆写着“1384”——是租界里有名的车号。几个穿西装的洋人匆匆走过,领口系着猩红的领结,对街边缩着的难民视而不见。上海就是这样,一边是炮火,一边是歌舞,像块被撕裂的布,一半浸在血里,一半还绣着花。
回到荣记裁缝铺时,周伟龙正坐在柜台后翻账册。他穿件藏青色的棉袍,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见令狐靖远进来,连忙把账册合上——账册里夹着上海区现存联络点的清单,是绝密。“怎么样?赵四有信儿了?”
令狐靖远在他对面坐下,伙计端来杯热茶,茶水上漂着层白沫,是廉价的龙井。“松本洋行有问题。”他把赵四的话复述了一遍,指尖敲着柜台,“账房先生虎口有茧,深夜有电台箱进出,十有八九是特高课的据点。”
周伟龙皱起眉,从抽屉里掏出张租界地图,用红铅笔圈出静安寺路的位置。“松本洋行在静安寺路与愚园路交叉口,离公共租界巡捕房只有三条街,日特敢把据点设在这里,胆子不小。”他指尖点着地图,“周围都是洋行和公馆,人多眼杂,要是硬闯,怕是会惊动巡捕房,搞不好还会让日特把情报毁了。”
“不能硬闯。”令狐靖远喝了口茶,茶水又苦又涩,“得扮成租界的人,以查税的名义进去。租界税务稽查员常来查洋行的账,日本人不会起疑。”
“稽查员的制服和文书好办。”周伟龙点头,“我让裁缝铺的老林连夜做几套,再刻个‘公共租界税务稽查处’的章,仿得像点。只是人手——得找几个会说上海话的,别露了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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