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四十章：重庆暗线揪内鬼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十二的重庆，嘉陵江面上还飘着薄冰。令狐靖远站在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把军大衣的领口又拉高了些——江风裹着湿冷的雾气，往骨头缝里钻，比武汉的湿冷更添了几分凛冽。身后的帆布包袱里，除了换洗衣物和那把汉阳兵工厂得来的军工铲，最要紧的是李承干临别时塞给他的《炮弹引信改良草图》，边角用蜡封了三层，藏在铲柄的空心夹层里。
“令狐处长？”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年轻人快步走过来，手里捏着张烫金名片，递过来时腰弯得恰到好处，“侍从室二处的沈副官，奉命来接您。戴局长说您今日抵渝，特意让我在码头候着。”
令狐靖远接过名片，指尖触到“沈明远”三个字的凸纹，抬头打量眼前人——二十出头的年纪，眉骨高，眼窝深，说话时眼神总往他包袱上瞟，倒不像个纯粹的副官。“沈副官。”他把名片揣进内袋，声音压得平稳，“劳你等了。”
“不敢当。”沈明远笑着侧身引路，“车在那边，委员长下午要召见，戴局长让您先去军统总部换身行头，别失了督察处的体面。”
码头边停着辆黑色轿车，车头挂着“军事委员会”的铜质徽章，车胎上还沾着黄泥——看方向，是刚从郊外开回来的。令狐靖远弯腰上车时，故意把包袱往座位底下塞了塞，眼角余光瞥见沈明远的手在车门把手上顿了顿，像是在确认什么。
“戴局长说，这次让您掌侍从室反特调查组，是委员长亲自点的将。”沈明远坐进副驾驶，回头递过来个牛皮纸信封，“这是调查组的名册，一共五个人，都是从军统和中统挑的尖子，您先过目。”
令狐靖远拆开信封，里面是五张泛黄的纸，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组长令狐靖远，副组长赵立群（军统译电科科长），组员李芳（中统档案科干事）、王勇（宪兵司令部副官）、陈默（侍从室文书）。最底下一行是戴笠的朱批：“诸事可迳呈，不必循常规”。他指尖在“李芳”的名字上划了划——中统的人混在调查组里，季源溥倒是会钻空子。
“戴局长还有话。”沈明远忽然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极低，“说侍从室近来不太平，密电总走漏风声，前几日委员长赴成都的行程，竟有日特在双流机场附近窥伺。这次让您来，就是要把这根‘内鬼’给薅出来，不管是谁，抓了再说。”
令狐靖远没接话，把名册塞回信封。车过通远门时，他掀开车帘一角——城墙根下挤满了难民，破棉絮裹着的孩子趴在石缝里啃红薯，穿灰布军装的宪兵背着步枪来回巡逻，枪托上的刺刀在惨淡的日光下闪着冷光。这就是战时的陪都，一边是中枢机构的森严，一边是黎民百姓的仓皇，像块被揉皱的锦缎，好料子还在，却满是扯不开的褶子。
军统总部设在曾家岩一栋青砖小楼里，墙头上架着机枪，哨兵见了沈明远的车，抬手敬了个礼就放行了。戴笠早在二楼露台等着，穿件深灰色绸袍，手里捏着个紫砂茶壶，看见令狐靖远上来，把茶壶往石桌上一放，指着旁边的藤椅：“坐。路上没出岔子？”
“托局长的福，顺顺当当。”令狐靖远坐下时，军大衣的下摆扫过藤椅上的棉垫——是新絮的，软乎乎的，倒比侍从室的排场实在。“武汉那边，李承干先生把引信改好了，薛岳将军的人已经去拉炮弹，说是三月初就能送往前线。”
“炮弹的事不急。”戴笠给他倒了杯茶，茶汤是琥珀色的，飘着茉莉香，“委员长急的是侍从室的内鬼。前儿个我去见委员长，他指着桌上的密电稿说‘戴笠，你看，这还没发出去的东西，日本人怎么就知道了’？我当时脸都烧得慌——你是委员长的同乡，又是黄埔四期的，这事只有你办，委员长才放心。”
令狐靖远端起茶杯抿了口，茶香压下了嘴里的江风味。“局长，侍从室的人都是精挑细选的，怎么会有内鬼？”
“精挑细选才更要防。”戴笠从袖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时纸页沙沙响，“你看，这是近三个月走漏的情报：十一月委员长赴洛阳，日军侦察机在三门峡上空盘旋；十二月武汉军委会会议，日军第二天就调整了华中兵力；上个月委员长要去成都，双流机场附近居然搜出了日特的电台。桩桩件件，都像是有人在旁边递话。”他把本子往令狐靖远面前一推，“我查了半个月，没查出头绪。侍从室的人嘴都严，又都是熟人，谁也不好下手。”
令狐靖远翻着本子，看见“十二月武汉军委会会议”下面画了道红杠，旁边写着“译电科李敬堂经手”——这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长沙谍案的卷宗里见过。“局长，您怀疑译电科？”
“不好说。”戴笠往椅背上靠了靠，袍角滑到地上也没管，“译电科七个人，都是跟着委员长从南京过来的，按说不该有问题。但密电总得经他们的手，要走漏，他们最方便。”他顿了顿，又说，“调查组的人你别全信，尤其是那个李芳——季源溥塞过来的，说是‘协助’，指不定是来盯梢的。你自己拿主意，需要什么人手、器材，直接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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