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也成了谍报员？周伟龙皱眉，前几年我还跟他们打过交道，看着挺老实。
人心隔肚皮。令狐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水是温的，带着点炒米香，这些据点都得盯紧，尤其是松本诊所，离法租界近，怕是要盯租界里的人。
周伟龙把小本揣进怀里，又从缝纫机的抽屉里拿出张地图，铺在桌上：我琢磨着，上海区的情报网得重新搭。之前淞沪会战打起来，撤得急，不少联络点暴露了，译电员也折了两个。你带的特别情报处，打算怎么弄？
戴局长的意思，令狐指着地图，你主常规情报，收发消息，管行动队；我掌核心情报，比如日特高层动向、日军作战计划，直接报中枢。青帮的渠道共用，但各设暗线——你用你的人，我用我的，免得一锅端。
周伟龙点头：行。青帮那边我跟老陆打过招呼了，他是杜月笙的管家，说话管用。就是中统那帮人，前儿还想来抢咱们的线人，被我怼回去了。
中统的事我知道，令狐想起在南京遇到的刘振邦，他们在上海也有站，季源溥盯着呢。井水不犯河水最好，真要是起了摩擦，就拿委员长的手谕压他们。
两人正说着，外面的老师傅忽然咳嗽了两声——是有外人来的信号。周伟龙赶紧把地图叠起来，塞进床板下的暗格。门帘一挑，刚才的年轻人端着盘包子进来：师父，刚买的生煎，您尝尝。
年轻人放下盘子，又出去了。周伟龙拿起个生煎，咬了口，油汁顺着嘴角流：这生煎是弄堂口张妈的，她儿子是别动队的，跟咱们一条心。他指了指后巷，后巷有棵老槐树，树洞能当死信箱，咱们就把那儿当第一个点吧。
令狐也拿起个生煎，皮脆馅鲜，就是有点烫。他说，等会儿咱们去埋个罐子，装情报用。
吃过早饭，周伟龙换了件短打，扮成学徒，令狐则提着个布包，跟着他往后巷走。后巷窄得只能过两个人，墙根堆着些烂菜叶和煤渣，几只麻雀在地上啄食。老槐树在巷子尽头，树干得两人合抱，树龄怕有几十年了，离地三尺的地方有个树洞，被藤蔓遮着，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就这儿。周伟龙蹲下来，用手扒开藤蔓。树洞不深，里面积着些枯叶。他从布包里拿出个陶瓷小罐，罐口用蜡封着，里面放着几张空白的油纸和一支铅笔——这是死信箱的标配，方便传递消息。
令狐往巷口望了望，见没人，也蹲下来帮忙。他把枯叶扒出来，周伟龙把小罐塞进去，又用泥土盖好，再把藤蔓拉回来遮住。记号呢？令狐问。
周伟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石子，放在树洞旁边的裂缝里：有石子就是有消息，没石子就是安全。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这法子是老陆教的，青帮用了几十年，没出过岔子。
正说着，巷口传来脚步声，一个穿黑制服的巡捕晃了过来，手里甩着警棍。周伟龙赶紧低下头，假装系鞋带，令狐则转身看墙上的广告——上面贴着张大美晚报的剪报，印着日军轰炸上海的照片。
巡捕瞥了他们一眼，没说话，慢慢走过去了。令狐松了口气，低声道：租界的巡捕也得打点，不然老来晃，碍事。
早打点了，周伟龙笑，华籍巡捕里有咱们的人，姓赵，探长，前儿还帮咱们把个日特的信给截了。
回到裁缝铺，老师傅说刚才有个修洋伞的来过——是军统的情报员。周伟龙出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回来时手里多了张纸条：闸北的大和洋行今儿有动静，佐藤去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怕是有任务。
令狐接过纸条，看了看，又递给周伟龙：你让人盯紧佐藤，看他去哪儿。我去趟法租界，跟修女院的老冯接上头，他手里有日军的密码本残页。
我让小杨送你去，周伟龙喊来刚才的年轻人，小杨是本地人，路熟，能避开日军的岗哨。
小杨点点头，从床底下拖出辆自行车：林先生，跟我来。
令狐跟周伟龙握了握手：有事用死信箱传，别发电报，日特的无线电测向车说不定在转。
知道。周伟龙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心点，上海不比南京，鬼子的眼睛多。
出了裁缝铺，小杨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令狐跟在后面。弄堂里的石板路凹凸不平，踩上去响。两边的房子都矮矮的，窗户上糊着报纸，偶尔有妇人探出头看，见是小杨，又缩了回去。
林先生，前面是日军的岗哨，小杨低声说，咱们绕条路，从静安寺路穿过去。
拐进静安寺路，行人渐渐多了。洋行的橱窗里摆着漂亮的衣裳和钟表，几个外国妇人挽着胳膊逛街，仿佛这城里的战火跟她们没关系。路边的咖啡馆里，有人在用英语说话，笑声飘出来，跟街对面难民的哭声混在一起，听得人心头发堵。
前面就是松本诊所，小杨往左边指了指，您看，门口停着辆黑色轿车，是日军的。
令狐瞥了眼，诊所的门是关着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门口，正跟个日军军官说话，那男人戴副金丝眼镜，正是名录上的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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