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的画面随之改变，突出了周瑜作为主帅的英明决策和指挥若定，诸葛亮则更多是作为外交使节和联盟推动者的形象。
“而且，周瑜是病死的，不是气死的！”林皓强调，“他是在准备进攻益州的路上，不幸染病身亡，年仅三十六岁。所以，什么‘三气周瑜’，纯属文学创作需要！”
“啊？原来是这样？”
“周瑜本人也挺厉害的嘛！”
“被演义坑惨了……”
万朝时空的舆论瞬间反转，不少人开始为周瑜鸣不平。
“那么，他们算不算对手呢？当然算！”林皓分析道，“在孙刘联盟抗曹的大背景下，双方既有合作，也有对未来荆州归属、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周瑜忌惮诸葛亮的才能和刘备集团的潜力，试图限制甚至挖墙脚（比如想把诸葛亮挖到东吴）；诸葛亮则要为刘备集团争取最大利益。这是一种在共同抗曹大目标下的博弈和竞争。他们互相忌惮，也互相成就——没有周瑜，赤壁之战未必能胜；没有诸葛亮，孙刘联盟未必能成，刘备集团也难以在荆州立足。他们共同演绎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番分析，让万朝时空许多人陷入了思考。孙权在江东微微颔首，觉得天幕总算说了句公道话。而刘备则拍了拍诸葛亮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
“所以，诸葛亮的‘神’，有一部分是建立在与周瑜这等俊杰的对比和博弈之上的；而周瑜的‘悲情’，很大程度上是后世文学为了突出主角而进行的艺术加工。”林皓总结道，“他们是一时瑜亮，是棋逢对手，共同在历史的棋盘上，落下了关键的子。”
“好了，送走了这对三国时期的智力担当对手，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几百年后的大宋，看看另一对因理念不同而引发的、波及整个朝堂的着名‘冤家’——王安石与司马光！” 林皓的声音带着一种“学术争论也能如此惊心动魄”的感慨，天幕上也出现了两位气质迥然、却同样固执倔强的文臣形象。
“这两位，那可真是北宋政坛乃至文化史上的‘双子星’——不过是互相看不顺眼、恨不得把对方星辉掐灭的那种！”林皓调侃道，“早年他们还是朋友，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但是，当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图强时，一切就都变了！”
天幕上出现了年轻的宋神宗，以及他身边两位重要的顾问：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和持重守成的司马光。
“王安石认为，大宋积贫积弱，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核心思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提出了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力图富国强兵。”林皓介绍道，“而司马光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治国应当稳妥，遵循‘祖宗之法’，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是与民争利，会扰乱社会秩序，他主张的是‘节流’而非‘开源’的保守政策。”
画面展现了王安石在朝堂上慷慨陈词，阐述新法益处；而司马光则引经据典，激烈反驳的场景。双方引经据典，唾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
“于是，一场席卷朝野的‘新旧党争’就此拉开序幕！”林皓描述道，“王安石得到神宗支持，大力推行新法；司马光则辞官退居洛阳，花了十五年时间埋头编纂《资治通鉴》，但他并非真正归隐，而是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天幕上出现了王安石推行新法时遇到的阻力与产生的弊端，以及司马光在洛阳专心着史，却时刻关注朝局的身影。
“这场争斗极其激烈，”林皓继续说道，“双方的门人弟子也卷入其中，互相攻讦，形成了庞大的政治派系。今天王安石得势，就把司马光一派的人贬出朝廷；明天司马光翻身（比如神宗去世后），就把新法全部废除，把王安石一派的人赶尽杀绝（元佑更化）。来回拉锯，搞得大宋朝廷乌烟瘴气，消耗了巨大的政治精力。”
万朝时空一片唏嘘。秦始皇嬴政看得直摇头：“臣子争权，党同伐异，国之大害！” 他觉得应该把这两派都抓起来。
汉武帝刘彻则若有所思：“变法图强，本无不可，然如此内耗，实乃自毁长城。看来这用人与平衡之道，至关重要。” 他觉得自己平衡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手段还算高明。
唐太宗李世民叹道：“王、司马二人，皆为国士，惜乎不能和而不同，共济时艰。这党争之祸，甚于外敌啊！” 他身后的房玄龄、杜如晦深感赞同。
“王安石和司马光，”林皓总结道，“他们个人品德都无可指摘，都是不贪财、不好色的道德君子。他们的争斗，纯粹是源于治国理念的根本分歧。他们都坚信自己是在拯救国家，都无比固执。他们的争斗，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治国之道的深入思考（比如留下了大量的辩论文章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巨着），但也确实给北宋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内耗，被认为是北宋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是真正的‘政敌’，是一对因理想而对立，又因对立而更加凸显了彼此历史地位的‘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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