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后，那扇厚重的办公室门无声地合拢。
没有警笛，也没有手铐。
来接我的是一辆牌照普通的黑色帕萨特，车窗贴着深色的暗膜，从外面看不清分毫。我被安排坐在后排中间，左右各坐着一名纪委同志，他们腰杆挺得笔直，沉默得像两尊石雕。
车子平稳地驶离市政府大院，汇入喧嚣的车流。窗外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依旧是那副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景象。可这一切，如今仿佛隔着一层冰冷坚硬的玻璃，与我再无关系。
我强迫自己平稳呼吸，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举报信？还是实名？
是谁？又为了什么？
无数个问题像钢针般扎在我的神经上，但我清楚，此刻任何情绪化的反应都将是致命的。我必须冷静，冷静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分析所有细节，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车子最终驶入一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大院，四周寂静，只闻风吹叶动的沙沙声。我被带进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走廊里铺着厚实的地毯，吞噬了所有脚步声，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慌的死寂。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四壁是米黄色的软包——据说能防止意外发生。没有窗户，头顶的日光灯洒下惨白均匀的光，将一切都照得通亮，不留半点阴影，让人无所遁形。
陈设简单到极致，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我被安排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桌上已经放好了记录本和笔。最初带我来的两人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门被再次轻轻关上。
接着，便是漫长而窒息的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十分钟，亦或是一个小时。在这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用来消磨人的意志。
终于，门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一个五十岁上下，国字脸，戴着金丝眼镜，眼神沉稳，我心里姑且称他为老周。另一个三十出头，寸头，眼神锐利如鹰，我叫他小秦。
老周在我对面的主位坐下，小秦则坐在他身侧，翻开了记录本。
“江远同志，别紧张。”老周开口了，声音温和得像单位里与你谈心的老领导，“组织请你来，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是接到了一些情况反映，本着对同志、对组织负责的原则，找你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他把“核实情况”四个字，咬得清晰而有力。
这是标准的开场白，先给一颗定心丸让你放松警惕，再于不经意间寻找破绽。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江远同志，你在城东项目上的成绩，市里有目共睹，也是充分肯定的。”老周继续铺垫，“但是，成绩再大，也不能违反原则，脱离程序，你说对不对？”
我依旧点头：“对。”
话音未落，旁边的小秦突然开了口，声音像冰碴子一样又冷又硬：“那就说说李继光那户的拆迁问题吧。”
来了。
“按照海州市的拆迁补偿规定，最高上浮标准是多少？”小秦死死盯着我，目光像在审视猎物。
“百分之三十。”我答道。
“那你给他设计的‘原地保留、融入公园’方案，折算成经济价值，超了多少？”
“这个方案的重点并非经济价值补偿，而是对历史建筑与个人记忆的尊重，是……”
“我没问你‘是什么’！”小秦粗暴地打断我，“我就问你，超了多少！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他的语气充满了压迫感，这是典型的心理战术，企图通过强势质问打乱我的节奏，让我陷入被动的自我辩护。
我深吸一口气，直视他的眼睛：“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计算，这个方案的投入确实超过了常规的货币补偿标准。但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小秦冷笑一声，身体前倾，“这是你说了算，还是规定说了算？你一个指挥部常务副主任，有什么权力重新定义补偿标准？是谁给你开这个口子的？”
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陷阱。
回答是自己做的决定，便是“滥用职权”。如果说是请示过领导，那就是把魏书记也拖下水。
“这个方案，是我基于项目实际情况和群众工作的特殊性，提出的一项创新性尝试。”我平静地回答，“所有决策过程都有完整的会议记录，方案也呈报给了相关规划部门，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
我的防线很稳，只谈事实与程序，绝不涉及人与动机。
老周始终没说话，只用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我。
“程序？”小秦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摔在桌上。
照片上，正是我在小院里将那支英雄钢笔送给李继光老人的场景。拍摄角度非常刁钻，看上去就像我在私下递送什么东西。
“这也是程序？一支派克钢笔，市价一千多。你一个公职人员，随手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拆迁户，你们私交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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