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众共情？”
分管宣传的王副局长第一个皱起了眉头，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江远同志，你这话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现在网上是什么情况？群情激奋！我们去共情？跟谁共情？怎么共情？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骂得更凶！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
他的话，说出了在场大部分人的心声。
在官僚体系的惯性思维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铁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面对危机，第一反应永远是捂盖子、降热度，而不是主动把头伸出去，任人敲打。
我直视着王副局长的眼睛，没有丝毫的退缩。
“王局，责任，现在已经砸在我们头上了，躲是躲不掉的。”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现在网友的愤怒，根源在于三点：第一，他们认为我们想掩盖真相；第二，他们觉得我们冷漠无情，对逝去的生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第三，他们不相信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三点，拿出我们的行动。堵和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坐实他们的猜疑。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反其道而行之？”一直沉默的局长陈东海，终于开口了。他的目光，像两把手术刀，锐利地剖析着我，“说具体点。”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逻辑缜密、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眼前这些已经被恐惧和惯性思维绑架了的领导。
我深吸一口气，大脑飞速运转，将刚才已经成型的思路，清晰地组织起来。
“我的建议，分为三步，环环相扣。”
“第一步：姿态。我们必须立刻、马上，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一份全新的公告。这份公告，不能再用以前那种官话套话。内容要极度简短，但态度必须极度真诚。核心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错了，我们对逝去的年轻生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句，‘我们绝不回避，绝不隐瞒，立刻成立由上级部门、家长代表、媒体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第三句，‘我们恳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结果，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
我顿了顿，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这份公告的核心，不是解释，而是‘认错’和‘承诺’。姿大低到尘埃里，才能换取公众情绪的第一个缓冲期。”
“胡闹！”王副局长几乎是跳了起来，“还没调查，就先认错？这不等于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以后还怎么翻身？”
“王局，”我迎着他的目光，语气加重了几分，“人是在我们管辖的学校里没的，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责任？现在公众要的不是责任划分，是一个态度！我们先把姿态放低，把公众从我们的对立面，拉到‘等待真相’的中间地带，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调查时间。这叫以退为进！”
我的话，让王副局长一时语塞。
主席台上的周毅，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光芒。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陈东海一眼，又把话咽了回去。
陈东海依旧面无表情，他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继续。
“第二步：行动。公告发出去的同时，我们的人，必须立刻出现在最关键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死者家里。去的，不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局里有分量的领导，比如周局长。去的目的，不是去谈判，不是去谈赔偿，就是去吊唁，去道歉，去听家属哭，听家属骂，哪怕被打了，也绝不能还手。我们要用最真诚的行动，去安抚情绪最激动的源头。”
“第二个地方，是学校门口。我们不能再让保安去顶着了。要派最懂沟通、最有亲和力的女同志，比如办公室的张姐，去给那些围堵的家长和记者，送水，送面包，告诉他们，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领导已经在处理了，请大家注意身体。这个举动，叫‘人性化危机处理’，它能最大限度地瓦解现场的对立情绪。”
“第三步：透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承诺了联合调查组，就必须立刻兑现。马上联系县纪委、县政法委，请他们牵头。同时，主动邀请两家在本地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再公开征集三到五名家长代表，加入调查组。我们要把整个调查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我们越是透明，谣言就越没有生存的空间。”
我说完了。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我这一套颠覆性的方案，给彻底震住了。
不堵不删，主动认错，领导上门，现场安抚，公开调查……这套组合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它太大胆，太冒险，也……太有煽动性了。
许久，陈东海才缓缓地开口，声音沙哑：“江远同志，你这个方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舆情汹涌，如洪水猛兽。你这套办法，是开闸泄洪。可你想过没有，万一闸口开得太大，洪水冲垮了堤坝，怎么办？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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