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这两个故事，是想说明：在中国，科技信任的构建，正沿着一条或许与西方不同的路径探索。这条路径的核心特征，我称之为‘问题导向的务实治理’和‘发展中的规范建构’。”林夕的语速适中，确保每个词都能被听清，“我们承认问题存在——比如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我们也在探索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不是先设计一个完美的理论框架，再自上而下推行；而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积累经验，形成规则，再逐步系统化、法治化。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试错、争议和调整，但它有一个优势：方案扎根于本土的实际需求和约束条件。”
她看到台下有人点头，也有人皱起眉头。
“这种路径能贡献于全球信任吗？”林夕抛出问题，然后自答，“我认为能，但前提是我们需要超越‘单一模式优越论’的思维。全球信任不是要求所有人都采用同一套规则——这既不现实，也可能扼杀创新。真正的全球信任，或许应该建立在彼此坦诚交流实践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相互尊重各自发展道路、并在可能和必要的领域寻找共识和协作标准的基础上。”
这时，克拉克教授插话了，语气礼貌但带着质疑：“林女士，感谢你带来的案例。但你是否承认，这种‘问题导向’‘发展中’的模式，可能因为缺乏统一、前瞻、透明的规则框架，而埋下长期风险？比如，你提到数据在政府监管平台内流转，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掌握了过多权力？如何防止滥用？”
问题尖锐且典型。林夕早有准备。
“克拉克教授，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内部持续辩论的焦点。”她首先肯定对方，然后转折，“关于政府角色，中国的理解可能与西方有所不同。我们视政府在数字时代的一项关键职责为：作为公共利益的最终守护者，防止数据和技术被纯粹的商业利益或少数集团垄断滥用。这并非没有制衡——我们有日益活跃的媒体监督、有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有通过两会等渠道表达的公众舆论。政府权力本身也在法律和制度约束下运行。”
她顿了顿，决定再加一点力度：“至于‘统一、前瞻、透明的规则框架’，中国近年来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正在制定算法治理规则。这些都不是秘密，全部公开可查。它们或许与GDPR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保护公民权利、促进数据合理利用、维护国家安全。判断其有效性，或许不应该只看条文，更应看实践结果——比如，中国公民个人信息大规模泄露事件是否在减少？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在规范中继续繁荣？科技是否在更普惠地改善民生？”
会场响起一些低声议论。林夕看到那位印度学者在认真记录。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挑战接踵而至。有记者问及中国企业海外数据处理的争议，林夕以自己调查过的案例，说明中国法律对跨境数据流动有明确规定，企业违规会受严惩，并指出某些争议背后的事实经常被误读或夸大。有学者追问算法推荐内容管理，林夕坦然承认这是全球难题，中国在探索“算法价值观”与“用户选择权”之间的平衡，并反问道：“当社交媒体算法在西方社会屡次被指责放大分裂、传播仇恨言论时，探索建立算法问责制，是否本身就体现了对科技负责任的思考？”
她并非每次回答都完美无缺，有时也会遇到知识盲区，这时她会坦诚地说：“这个问题涉及的具体技术细节，我需要进一步核实。但从原则层面，我认为……” 这种坦诚反而赢得了部分听众的尊重。
四十五分钟的主旨发言和问答，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交锋。当林夕最终说“谢谢大家”时，她感到后背已被冷汗微微浸湿，但内心却涌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感。她没有被牵着鼻子走，没有被逼到墙角单纯辩护，她成功地讲述了中国语境下的复杂现实，提出了不同的思考框架，并守住了一个媒体人基于事实的立场。
论坛茶歇时，几位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的记者围住了林夕，他们对中国的具体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询问如何获取更准确的一手信息。那位印度学者也走过来，与她交换了联系方式：“我很欣赏你提到的‘多元实践智慧’。我们国家也面临类似挑战，或许我们应该有更多南南对话。”
当然，也有冷遇。当她走向一群正在交谈的欧美学者时，谈话明显停顿了一下，随后只是礼节性的寒暄。克拉克教授与她握手时，语气平淡：“很有活力的发言，林女士。”但眼神中的审视并未减少。
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改变根深蒂固的认知非一日之功。重要的是，她发出了声音，而且这声音被一部分人认真地听到了。
当晚回到酒店，林夕与陆辰希视频。她详细描述了会场情况，包括自己的应对、听众反应以及那些微妙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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