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雨季，空气黏稠而沉重。论坛举办地——那座位于滨海城市的国际会议中心，玻璃幕墙在热带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室内冷气却开得足以让人起鸡皮疙瘩。林夕穿着得体而不失风格的浅灰色套装，坐在“科技叙事与全球信任”分论坛的嘉宾席上，面前摆着印有她名字和“中国《深度周刊》首席记者”头衔的桌签。
会场布置得极具现代感，环形座位层层升起，能容纳近三百人。此刻已座无虚席，来自各国的学者、记者、企业家、NGO代表济济一堂。林夕快速扫视了一圈：前排坐着几位白发苍苍的知名学者，中间区域有不少举着录音设备的媒体人，后排则是一些看起来像学生的年轻人。她注意到，观众中亚洲面孔约占四成，欧美面孔占主导，而来自非洲、拉美的代表相对较少。
论坛主席是位六十岁左右、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英国学者，马丁·克拉克教授。他以研究“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闻名，着作等身，但林夕在准备阶段的研究中发现，他的许多观点隐含着“西方技术民主优越论”的预设，对中国科技发展模式常持审慎乃至怀疑态度。
“女士们，先生们，”克拉克教授敲了敲话筒，声音通过高品质音响传遍会场，“在算法决定我们看到什么、人工智能塑造我们如何思考的时代，‘信任’已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全球公共品。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在科技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公司的当下，我们如何构建跨越国界、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全球信任？”
开场白立意颇高，但林夕敏锐地捕捉到了“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公司”这一表述中隐含的指向性。她调整了一下呼吸，翻开自己精心准备的讲稿大纲——不是逐字稿，而是关键词和逻辑脉络。陆辰希昨晚在视频通话中提醒她：“即兴发挥有时比照本宣科更有力量，但前提是你的逻辑骨架必须坚不可摧。”
前三位的发言基本印证了林夕的预判。
一位来自硅谷的科技伦理研究员，大谈“透明度”和“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但所有案例均来自欧美企业，对中国企业正在推进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算法备案制度等实践只字不提。
一位欧洲议会的政策顾问，言辞犀利地批评“某些国家”利用技术进行社会监控和数字威权扩张，虽未点名，但会场中已有不少人将目光投向林夕。
一位印度学者则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担忧科技巨头的数据殖民主义，呼吁建立更加公平的数据流动规则，这部分观点林夕深感认同，但对方在提及解决方案时，依然主要援引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框架，似乎默认西方模式是唯一可借鉴的范本。
轮到林夕了。她能感觉到全场目光聚焦而来——好奇的、审视的、期待的，当然也有不乏质疑的。她站起身，走到讲台前，调整了一下话筒高度。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她赢得了两秒钟镇定心神的时间。
“感谢克拉克教授，感谢研究会邀请。刚才几位同仁的发言都很有启发性。”林夕用流利清晰的英语开场，声音平稳，“我来自中国，是一名报道科技与社会交叉领域的记者。今天，我想从一个或许有些不同的角度参与讨论：科技信任的构建，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能够，容纳多元化的实践智慧和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她抛出了核心论点，然后没有急于防守或辩驳，而是转向叙述。
“我想先分享两个我亲身采访过的故事。”林夕切换了PPT，第一张照片是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村庄，村民们围着一位正在操作平板电脑的年轻技术员。“第一个故事关于AI辅助诊疗。在那里，人工智能不是取代医生，而是帮助仅有的几位乡村医生，快速筛查眼底疾病、识别早期肺癌影像。这套系统的训练数据，大量来自中国各级医院，并针对亚洲人种特征进行了优化。它不完美，但它正在帮助成千上万原本难以获得及时诊断的农民。这里的‘信任’是如何建立的？不是靠冗长的法律条文，而是靠实实在在挽救的生命，靠技术员手把手教村民看懂诊断报告时的耐心。”
会场安静下来，一些原本低头看手机的人抬起了头。
第二张照片，是城市街头复杂的交通画面。“第二个故事，关于各位都很关心的数据治理。在中国一些城市，交管部门与科技公司合作，利用实时车流数据优化信号灯配时，使高峰期拥堵减少了15%以上。这些数据在使用前经过严格的脱敏处理，并在政府监管下于特定平台内流转。公司不能将数据挪作他用，更谈不上出境。这个过程中，公众的‘信任’来自哪里？来自通勤时间实实在在的缩短，来自明确可知的数据使用规则，也来自当有问题出现时——比如某次算法误判导致路口不畅——媒体曝光后监管部门的迅速介入和公开说明。”
她将具体案例与核心议题紧密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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