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着阳历四月底，山里的绿意就跟泼了墨似的，一天一个样儿。赵家院里的山货收购点，也跟着开了闸似的，货越来越多。
东厢房原先是仓库，现在堆得只剩个过人的窄道。西墙根底下，蕨菜干、刺五加干、蘑菇干，一簸箕一簸箕晒着，在春日的太阳底下冒着若有若无的蒸汽。房檐底下吊着几串红艳艳的干辣椒和金黄的老玉米，那是去年秋后的存货，还没倒出空儿处理。
赵卫国蹲在院子里，看着眼前这“幸福的烦恼”，眉头微微皱着。早晨刚送走王猛——这小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得往县里跑，送一批货，结一笔款，再带回点新订单或者行情消息。带走的货是腾出点地方了，可院子里等着分拣、晾晒的新鲜山货，又堆成了小山。
张小梅领着赵卫东、赵卫红，加上她自己娘家的一个表妹，四个人从早忙到晚，手指头都泡得发白，也赶不上趟。分拣这活儿看着简单，实则磨人。蕨菜得一根根捋顺，老的、黄的、带虫眼的都得剔出去；刺五加芽得分出“顶心儿”、“二茬儿”；蘑菇更麻烦，得把粘着的松针、泥土抖搂干净，按大小、品相分出三六九等，破了相、长了虫的都得筛出来。这还没算清洗、焯水、晾晒、翻动、打包这些后续。
王淑芬看着准儿媳妇和闺女儿子忙得脚打后脑勺，心疼得不行，自己也整天泡在院里帮忙，几天下来腰就直不起来了。赵永贵腿脚利索了，但精细活儿干不了，只能帮着搬搬抬抬，看着满院子活计干着急。
这天晚饭桌上，王淑芬揉着后腰，叹口气：“这么下去不是法子啊。咱家人就是长出八只手，也忙活不过来。我看小梅那手指头，前儿个让刺五加梗子扎了个刺，挑了半天。”
张小梅赶紧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笑笑：“婶儿，没事儿，挑出来了。”没过门，她还是按老规矩叫婶儿。
赵卫国扒拉完碗里最后一口高粱米饭，放下筷子，语气平静却带着决断：“妈说得对。光靠咱自家人，累死也干不完，还耽误工夫。咱得雇人。”
“雇人？”赵永贵抬起眼皮，吧嗒一口旱烟。这词儿在前几年听着还犯忌讳，可现在，广播匣子里天天讲搞活经济，不少地方都有了“专业户”、“万元户”，雇几个帮工，只要不是剥削得太狠，也不算啥大事儿。屯里就有瓦匠、木匠带徒弟干活，管饭还给点零花钱。
“嗯。”赵卫国点点头，心里早有盘算，“咱这收购点，货越来越多，往后跟县里土产公司是长期买卖，质量、分量、交货时候都得卡死。靠咱自家，忙中容易出错。雇几个手脚麻利、心眼实诚的婶子、大娘，专门负责分拣、晾晒、打包这些活。咱定好工钱，按天算，管一顿晌午饭。”
王淑芬有点犹豫：“那……得开多少工钱？雇几个人？这钱从哪儿出？”当家的习惯精打细算，一下子要多出几份工钱开支，心里没底。
赵卫国早就想好了：“工钱不能低了，也不能太高，得比她们在家干零活、挣工分划算，人家才愿意来。现在公社那边，壮劳力干一天活，工分折合成钱，顶天了一块出头。咱这活不累，就在院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看，一天管一顿晌午饭，再给一块二毛钱工钱。”
一天一块二，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这比不少县里正式工人工资都高了！王淑芬吸了口凉气。
张小梅轻声说：“婶儿，我看行。咱这活细水长流，只要收购点生意在，就得有人干。算下来，多雇几个人，咱自家人能腾出手来管更重要的事，比如记账、联系买卖、把关质量。货也能收拾得更好更快，卖上好价钱，里外里不亏。”
赵永贵磕磕烟袋锅子：“理儿是这个理儿。雇人干活，咱家也能轻省点。就是这钱……”他看向儿子。
“钱的事儿，爸您别愁。”赵卫国语气笃定，“跟县土产公司的合同签了，定金也拿了，往后每月都有固定货款。咱这是扩大生产，该花的钱得花。先雇四个人试试。人选……我琢磨琢磨。”
第二天一早，赵卫国没急着进山，也没去收购点盯着，而是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门口，看似晒太阳，脑子里把屯里那些家境一般、手脚勤快、为人本分的妇女过了一遍筛子。
头一个想到的是后趟街的刘婶儿。男人前年修水库砸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家里三个半大孩子张着嘴等吃饭，日子紧巴。刘婶儿这人干净利索，以前生产队里摘棉花、掰苞米都是一把好手，心眼也实，从不偷奸耍滑。
第二个是东头的张二嫂。男人在矿上干活，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拉扯俩孩子，侍弄几亩地，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就是手头紧，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
第三个……赵卫国想到了孙大爷的儿媳妇，桂芳。孙大爷儿子在部队上，桂芳带着个五岁的孩子在婆家过，平时勤快，话不多，干活细致。
正琢磨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抬头一看，巧了，正是刘婶儿挎着个篮子过来，篮子里装着半篮子嫩绿的婆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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