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九年，夏。
帝国的四柄战斧在经过初期的猛烈劈砍后，并未归鞘，而是化为了更为精巧而持久的刻刀，在新获得的辽阔版图上细细雕琢，将“大明”的印记，从军事征服的表面，深刻入土地的血脉与文明的肌理之中。然而，旧的敌人未曾完全消亡，新的挑战已在广袤的边疆之外悄然浮现。
贝加尔湖畔的“镇北堡”已初具规模，不再是简陋的前哨，而是变成了一个拥有夯土城墙、炮台、仓库、兵营和少量民房的小型城镇。定王朱由检并未满足于勒石记功，他以此为基础，派出了数支由精锐“铁血骑”、工兵和格物院勘探员组成的探险队，向北深入西伯利亚密林，向西抵达叶尼塞河流域，系统地绘制地图，记录资源，并与当地零散的土着部落建立联系，或威慑，或羁縻。
然而，被逐出黑龙江流域的罗刹国（俄罗斯）并未甘心失败。他们虽在正面战场上无法抗衡大明的新式陆军，却转而采取了更为麻烦的策略——支持残存的蒙古部落叛乱，并派出小股哥萨克骑兵，如同跗骨之蛆，不断袭击明军的后勤线、屯垦点以及归附的部落。
这一日，吴三桂亲自率领一支快速反应骑兵，在镇北堡西北三百里外，截住了一股正在洗劫一个归顺蒙古小部落的哥萨克骑兵。战斗毫无悬念，装备着精良燧发枪和轻型骑炮的明军骑兵，在吴三桂冷酷高效的指挥下，迅速将百余名哥萨克歼灭。吴三桂提着滴血的马刀，冷眼看着跪地求饶的几个俘虏，对副将道：“罗刹人贼心不死，以为凭借地利和这些小把戏就能阻我大明？传令下去，凡擒杀或提供罗刹骚扰队伍确切信息者，重赏！凡部落藏匿罗刹者，与罗刹同罪！”
朱由检在收到吴三桂的军报后，于北疆总督府下达了新的指令：一方面，加强巡逻和情报网络，对罗刹人的骚扰进行无情清剿；另一方面，加速“盟旗制度”的推行和北疆书院的建设，从文化和制度上根除叛乱土壤。同时，他上书朝廷，请求调拨更多资源，用于修建连接漠北主要据点的“驰道”网络，并建议在叶尼塞河上游建立一个新的前进基地，名为“定北城”，以彻底压制罗刹人东进的野心。北疆的战争，从大规模军团决战，转入了漫长而残酷的治安战与战略对峙。
李自成的大军已然在天山南北站稳脚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进行管辖。卢象升的谋略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精妙的外交手腕和有限军事威慑，成功迫使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势力正式上表归附，大明在西域的统治名义上已覆盖至葱岭（帕米尔高原）。
然而，西望昆仑，更大的舞台和更强的对手开始进入帝国的视野。曾经辉煌的丝绸之路另一端，庞大的波斯萨法维帝国感受到了东方巨龙的迫近。大明商队带来的精美商品和强大武力传闻，让波斯的统治者既垂涎又警惕。一些原本向波斯称臣纳贡的中亚城邦，开始首鼠两端，试图在大明与波斯之间寻求平衡。
卢象升坐在兰州枢密院西征分司内，面对着巨大的西域及中亚地图，眉头微蹙。他通过商人、使者乃至秘密渠道，收集着关于波斯的情报。“波斯，非漠北蒙古可比，其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兵甲亦利，更有独特的火器与传统。”他对身旁的幕僚分析道，“我军虽强，然远征万里，后勤压力巨大，不宜即刻与之全面冲突。当下之策，乃稳固西域，广设驿站，鼓励商旅，以经济利益和文化渗透为先导，徐徐图之。同时，需谨防波斯与西窜之卫拉特残部勾结。”
李自成则在天山脚下的军营中，督促着“工兵”队伍加速修建连接西域与内地的官道，并在关键山口修筑永久性关隘。他的军队也开始换装更多适应中亚干燥气候的装备，并训练骑兵进行更远距离的侦察与机动。西线的明军，如同一只刚刚饱餐的猎豹，在消化猎物的同时，锐利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西方的广袤草原与沙漠。
柳文耀主持的“交趾布政使司”运转逐渐步入正轨。大量的汉人移民涌入红河平原和湄公河三角洲，与当地归顺的京族、占族等百姓杂居。官府推行汉文、教授农耕新技术、兴修水利，并引入科举的简化版本，选拔当地人才进入基层管理机构。“土流并置”的政策下，合作的土司权力被逐步稀释，抵抗者的势力则被连根拔起。
然而，中南半岛的彻底平定并非毫无波澜。在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以西的山区和丛林深处，一些不愿臣服的地方势力以及溃散的安南残军，依托复杂地形，进行着零星的游击骚扰。虽然无法撼动明军的大局，却也让各地的屯垦点和巡逻队不胜其烦。
柳文耀（岳飞武魂）对此采取了“堡寨推进，清剿抚慰相结合”的策略。他下令在交通要道和叛乱频发区域，增建小型军事堡寨，驻守少量兵力，保护移民和商路。同时派出小股精锐部队，在当地归顺力量的引导下，深入山林进行清剿，并对主动出降者给予宽大处理。他强调：“平定南疆，非仅恃武力，更需收民心。严惩首恶，胁从不同，方可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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