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最后一页写着我的手机号。如果您发现采访素材有遗漏的地方，或者种薯分发、水渠返工、低保核查有新的进展，随时可以打给我。雪灾一线的信号可能不太好，有时候可能接不到电话，您可以多打几次，或者发个短信，我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
稿子我会在救灾间隙修改完善，定稿前一定会先发给您看，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这不仅是对新闻负责，也是对青石乡的老乡负责，更是对您和赵书记的努力负责。
春天快到了，青石乡的土豆该下种了，水渠也该通水了，相信今年一定会是个好收成。
盼雪灾早日过去，盼青石乡春耕顺利，盼您一切安好。
苏晴
2008年2月19日 凌晨4点”
李泽岚握着信纸，指腹反复摩挲着最后几行字，眼眶竟有些发热。原来她不是“不辞而别”，而是事出紧急；原来她没说一声就走，是怕耽误了救灾的时间；原来她把采访本留下，是怕他需要补充素材；原来他随口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连他自己都快忘了的“怕搞砸”的坦诚，都被她郑重地记了下来。
他想起正月十七那天，苏晴在种薯窖前拍照片，蹲在雪地里调整角度，羽绒服的下摆沾了雪也没在意；想起她在水渠工地，拿着录音笔认真记录老周说的每一个数据，镜片上起了雾就用围巾擦一擦；想起她在低保公示栏前，帮老乡读名单上的名字，声音温和得像春日的风——这样一个认真、细心又有担当的姑娘，面对紧急灾情时，肯定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哪里还顾得上跟他说一句“再见”。
李泽岚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笔记本里，刚好夹在记录“种薯款追回12吨”的那一页。信纸的淡蓝色和笔记本上黑色的字迹重叠在一起，像是把青石乡的冬天和雪灾一线的紧急，轻轻系在了一起。他站起身，快步往苏晴住过的宿舍走——他要去找那个采访本，去找她留在最后一页的手机号。
苏晴的宿舍还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蓝色的床单铺得平整，枕头放在床头，上面还留着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桌子上摆着她用过的搪瓷杯，杯沿上还沾着点茶渍；墙角放着她的相机包，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显然，她走得匆忙，却还是尽量把东西收拾整齐，没给别人添麻烦。
李泽岚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枕头下面，果然摸到了一个硬壳的采访本。他把采访本拿出来，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新华通讯社采访专用”的字样，边角已经有些磨损，看得出来用了很久。他翻开第一页，里面记满了采访笔记，有关于青石乡的，也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字迹工整，重点内容还用红笔标了出来。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到了她记录的种薯采购时间线，上面详细标注了“2007.12.15签合同”“2007.12.20过磅”“2007.12.22付款”，旁边还画着问号，写着“需核实农资公司查封时间”；看到了她画的水渠裂缝示意图，标注了“裂缝长度30cm，深度5cm，疑似偷工减料”；看到了她记录的低保户信息，王大娘的名字旁边画着颗星星，写着“重点关注，儿子瘫痪，需优先保障”；还看到了她写的采访心得：“基层干部的难，不在文件里，在老乡的眼泪里；基层干部的好，不在汇报里，在老乡的笑容里——李泽岚、赵建军，是好干部。”
翻到最后一页时，李泽岚的心跳突然加快了——页面上方写着一串11位的手机号，字迹比其他地方更轻一些，像是怕写重了会划破纸。手机号下面，还画着一个小小的笑脸，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带着弧度，和苏晴笑起来的样子一模一样。笑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要是青石乡的土豆丰收了，记得告诉我呀。”
李泽岚掏出手机，小心翼翼地输入这串号码。指尖在数字键上移动时，他想起了正月十七那天在老槐树下，苏晴笑着说“我爷爷是农科院的，一辈子研究土豆”；想起她在种薯窖前，认真地问“脱毒种薯真的能让老乡每亩多挣三百块吗”；想起她离开前，帮他浇完仙人掌说“等春天来了，它说不定会开花呢”——原来从一开始，她就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分享这些小事的朋友。
输入完最后一个数字，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未命名联系人”的字样。李泽岚的指尖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片刻，又把手机揣回了兜里。他想，现在苏晴肯定在雪灾一线忙碌着，可能在跟着救灾人员查看大棚灾情，可能在采访受灾的老乡，可能在熬夜写新闻稿，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她，只会打扰她。
他把采访本抱在怀里，坐在苏晴的床沿上，又翻到记着手机号的那一页。阳光透过窗玻璃落在页面上，把那个小小的笑脸照得格外清晰。他突然想起，苏晴在信里说“盼青石乡春耕顺利”，现在种薯已经开始催芽，水渠返工即将完成，低保核查也快结束了，等这些事都忙完，等她从雪灾一线回来，他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跟她好好说说青石乡的春天——说说老乡们翻地时的笑声，说说种薯冒芽时的嫩绿，说说水渠通水时的清澈，说说那个她期待的“土豆丰收”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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