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的晨光，把青石乡党委大院的积雪融成了细流，顺着青砖缝蜿蜒而下，在公告栏前积成个小小的水洼。李泽岚踩着水洼边缘走过去时，手里攥着刚打印好的水渠返工进度表，纸上“一期工程完成80%”的字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这是他和赵书记盯着工地干了七天的成果，原本坑洼的渠壁被敲掉重浇，新砌的水泥面泛着青灰色的光，连路过的老乡都忍不住驻足，伸手摸一摸说“这才叫结实渠”。
他刚把进度表贴好，党政办的小马就抱着一摞信件跑了过来，军绿色的帆布包在胸前晃得厉害，脸上还带着跑出来的红晕：“李乡长！等您半天了，省分社寄来的信，收件人是苏晴记者，她走的时候没留详细地址，邮局只能按单位地址寄到乡里了。”
“苏晴？”李泽岚的手顿在公告栏的图钉上，指尖的凉意瞬间漫到心口。他接过小马递来的牛皮纸信封，信封右上角印着“新华通讯社陕北分社”的红色字样，封舌处贴得严严实实，背面没写寄件人信息，只贴着张面值八角的邮票，邮票边缘还沾着点邮局盖戳的墨痕。他捏着信封轻轻晃了晃，能感觉到里面夹着薄薄的纸张，还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像是照片。
“她走的时候，没跟你说要去别的地方？”李泽岚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目光落在信封上“苏晴”两个字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写在纸上，娟秀的字迹带着点锋棱，和她说话时温和却坚定的语气一模一样。
小马挠了挠后脑勺，眼神里带着点疑惑：“没说啊，正月十八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按您的吩咐去给她送早饭，推开宿舍门就见里面空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像部队里叠的豆腐块，桌上还留了张字条，就五个字：‘急事返程，勿念’。我还以为她提前跟您打过招呼了呢，毕竟您俩之前聊得挺好……”
李泽岚没再接话，只是攥着信封往办公室走。脚下的积雪融水浸湿了鞋底，凉丝丝的，却远不及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他想起正月十七晚上，在赵书记宿舍商量种薯款追讨方案时，还跟赵书记说“等苏记者把稿子写完，让她多拍拍老乡领种薯的场景”；想起正月十八早上他去水渠工地前，特意绕到苏晴的宿舍门口，想跟她说声“种薯今天开始分发，要不要去看看”，却见宿舍门紧闭，当时只当她是起得晚，没好意思敲门；想起之后几天忙着水渠返工、低保核查，竟没顾上琢磨她为什么突然离开——直到现在握着这封信，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竟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阳光透过窗玻璃斜斜地落在桌面上，把那盆仙人掌照得透亮。仙人掌是苏晴临走前帮他浇的水，当时她蹲在窗台上，指尖轻轻碰了碰尖刺，笑着说：“李乡长，您这仙人掌跟您似的，看着硬邦邦的，其实很耐旱——不过再耐旱也得偶尔浇点水，不然根会蔫的。”当时他还笑她“比喻奇怪”，现在看着花盆里湿润的土壤，才明白她这话里藏着的细心，连一盆不起眼的植物都记挂着，却没跟他说一句“我要走了”。
他把信封放在桌面上，指尖反复摩挲着封舌处的胶水印，犹豫了片刻才拆开。里面果然掉出一张信纸，还有一张塑封好的照片。信纸是淡蓝色的，上面是苏晴的字迹，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墨水在纸上晕开细微的痕迹，看得出来写的时候很用力：
“李乡长：见字如面。
请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正月十八凌晨三点，我接到分社紧急通知，陕北南部遭遇罕见雪灾，子长县、延川县等多个乡镇的大棚被压塌，麦苗被冻坏，需要立刻派记者前往一线采访灾情，报道救灾进展。分社人手紧张，我是离南部最近的记者，必须在两小时内出发，实在来不及当面跟您说再见，只好留信致歉。
您或许不知道，正月十七那天下午，我原本已经写完了采访初稿，标题拟的是《青石乡：28岁代乡长的破局之战》，还想第二天跟您核对种薯采购的时间线、水渠工程的具体问题，再补拍几张老乡领种薯的照片。可雪灾的消息来得太急，我只能把采访本和相机里的照片先留在宿舍，带着录音笔就往分社赶。
在青石乡的这几天，我看到了太多意料之外的事——看到您蹲在雪地里核对着皱巴巴的票据，手指冻得发红却没停下；看到赵书记为了追种薯款，在县城的旧仓库里跟刘三喜的小舅子据理力争，军绿色夹克上沾了灰也不在意；看到老周拿着铁锤敲水渠壁时，眼里的心疼和愤怒；看到小马在低保公示栏前，认真地给老乡解释每一条政策……这些画面，我都记在了采访本里，也拍在了相机里。
我还记得在老槐树下，您跟我说‘其实我也怕搞砸，怕对不起老乡的信任’；记得在种薯窖前，您握着王大娘的手说‘一定让您种上优质种薯’；记得在水渠工地，您跟刘胖子说‘质量不合格，一分钱尾款都别想拿’。您总说自己是‘临时的代乡长’，可在老乡眼里，您是不是‘正式’的，从来不是看头衔，而是看您有没有真心为他们办事——显然，您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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