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书记王勇的手指在文件袋上停顿了三秒，金属拉链与桌面摩擦的声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当那摞泛黄的材料被推到椭圆形会议桌中央时，最上面的照片突然顺着气流滑落到谷书记面前——张建国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黑绸衫，正把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塞进公文包，领口的金链子在乡卫生院的瓷砖地面上投下扭曲的光。
“这张照片拍于2007年10月17日，”王勇的声音像浸过冰水，每个字都带着寒意，“是乡卫生院改造工程承包商王大海的儿子结婚当天。我们核对了银行流水，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王大海的账户向张建国妻子的银行卡转入八万元，备注是‘贺礼’。”他抽出一张银行回执单，红色的印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而就在前一天，青石乡党政联席会刚通过王大海的施工资质审核，当时李泽岚同志提出质疑，说王大海的公司连三级资质都没有，张建国当场拍了桌子，说‘乡里的工程用不着外人指手画脚’。”
会议室里的烟雾突然变得浓重，常务副县长周志强下意识地把烟灰缸往自己面前挪了挪。他想起去年去青石乡检查工作，张建国拉着他在卫生院的废墟前转圈，黑布鞋的鞋跟磕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响：“周县长您看，这工程年底准能完工，到时候咱青石乡也有全县最气派的输液大厅。”现在想来，那些承诺里藏着多少猫腻。
“我们先说说种薯补贴的问题。”王勇翻开第二本卷宗，里面夹着一沓采购合同，甲方签字处的“张建国”三个字龙飞凤舞，乙方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宜都农产品贸易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刘三喜，是张建国的远房表舅，实际就是个空壳公司，办公地址在县城的一间民房里，连仓库都没有。”他抽出一份物流记录，上面的货运车辆信息被红笔圈了出来，“2007年3月，他们申报采购脱毒种薯50吨，可这辆车牌号为陕J·的货车，当天根本没离开过县城，司机的行车记录仪显示，他在菜市场拉了一天的白菜。”
组织部长秦志国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刺耳的声：“那实际采购了多少？”
“17吨。”王勇的指尖重重戳在验收单上，“但张建国让乡农技站的干事伪造了验收报告，按50吨的标准申领了省级补贴。每吨脱毒种薯的补贴是3460元，这中间的差额十七万三千元，通过刘三喜的公司账户，转到了张建国侄子张建军的建材店。”他又抽出一张照片，建材店的招牌下停着辆崭新的本田轿车，“这就是用补贴款买的车，登记在张建军名下，实际由张建国使用，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他常穿的那件黑绸衫。”
宣传部长王梅突然想起什么，翻开手机里的采访笔记：“去年春天我去李家坳采访，老乡们说领到的种薯一半都是烂的，去找张建国理论，他让派出所的人把带头的王大爷训了一顿，说‘再闹就取消低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当时李泽岚刚到青石乡当副乡长，蹲在地里帮老乡挑拣好种薯，挑到半夜眼睛都红了。”
谷书记一直没说话，指尖在那张种薯验收单上轻轻摩挲。他想起2007年夏天去青石乡调研，张建国非要拉他去看“万亩种薯基地”，车开了半个钟头才到一片坡地，地里稀稀拉拉的苗还没盖住土。“今年雨水少，苗长得慢点，”张建国当时笑得一脸憨厚，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但产量肯定错不了，我让刘三喜给咱留了最好的种薯。”现在才明白，那片所谓的基地，不过是他糊弄上级的幌子。
“水渠项目的问题更严重。”王勇的声音沉了下去，第三本卷宗里夹着张水渠设计图，红色的修改痕迹像一道道伤疤。“2007年5月，上级拨付水渠专项资金68万元，计划修建一条12公里的灌溉渠，解决青石乡五个村的浇水问题。可张建国把设计图改了又改，最后只修了4.7公里，还是用的劣质水泥。”他抽出一份检测报告，“混凝土强度只达到设计标准的60%，去年汛期就塌了三段，冲毁了二十亩土豆田。”
“那剩下的钱呢？”周志强的烟蒂在烟灰缸里碾得粉碎。
“大部分进了张建军的口袋。”王勇调出银行转账记录，2007年8月15日，一笔二十四万元的款项从乡财政所转出，备注是“水渠材料款”，但收款方是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张建军用这笔钱，在县城的‘阳光小区’买了套120平米的房子，房产证上是他女朋友的名字。”他又拿出一份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张建国的声音：“建军，这钱得干净点，走房地产公司的账，就说是水渠工程抵的材料款……”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发出微弱的嗡鸣。王勇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除了这两笔大额款项，张建国的日常贪腐更是触目惊心。我们查了他近三年的银行流水，发现有三十多笔不明来源的收入，合计四十二万多元，大多是各村支书和企业老板送的‘过节费’‘感谢费’。”他抽出一本礼金登记册，上面的名字触目惊心，“李家坳的村支书每年春节送两条‘中华’，中秋节送一筐苹果，里面藏着两万元现金；乡卫生院的院长为了保住职位，每个月给他存五千块的‘喝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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