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策落地，得有“把根扎在泥土里”的人。在青石乡，这样的人是赵书记——那个部队转业的书记，为了红果村的修路项目，带着施工队在工地住了四十天；是王老师——那个在李家坳教了三十年书的民办教师，不仅教孩子念书，还帮村民们写申请、读政策；更是千千万万在基层奔波的驻村干部，他们的裤脚总沾着泥，鞋上总带着土，却把政策的种子播进了群众心里。
记得去年汛期，红果村的苹果园被淹，果农们看着泡在水里的苹果直哭。我们连夜整理材料，依据“农业灾害救助政策”向上申请补助。当五万元救灾款到账那天，果农们非要请我吃苹果，说“这才是党的政策甜”。那苹果确实甜，甜在嘴里，暖在心里，也让我明白：基层干部就是政策和群众之间的“翻译官”，既要懂“上级话”，又要会说“百姓语”；既要把政策带来的好告诉群众，也要把群众的难反映给上面。
现在的红果村，不仅通了路，还建了冷库，苹果能卖到上海、广州；李家坳的新教室用上了多媒体，小石头再也不用在土路边写作业；柳溪村的草编筐进了县城的超市，王大娘的皱纹里都带着笑。这些变化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政策就像阳光，本就该照亮每一寸土地；就像雨水，本就该滋润每一株庄稼。可如果没有传导的渠、翻译的人、落实的力，再暖的阳光也照不进山沟，再甜的雨水也润不到田垄。基层干部的责任，就是做政策的“变压器”，把高高在上的电压，变成群众能用的220伏；做政策的“路由器”，让信号穿过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做政策的“播种机”，把希望的种子播下去，等着秋天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合上笔帽时，考场里已有考生开始交卷。李泽岚望着答题卡上的字迹，突然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红果村的果园里，长在李家坳的教室里，长在老乡们布满老茧的手掌心里。他想起出发前赵书记说的话：“不用写得多华丽，把你看到的、做过的写出来就行。基层的事，实打实写，就错不了。”
交卷走出考场时，夕阳正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很长。考生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有人说“这次作文太接地气”，有人说“没基层经验根本写不了”。李泽岚没说话，只是摸了摸胸口的奖章，冰凉的金属已经被体温焐热。
校门口的梧桐树下，卖冰棍的老太太还在，见他出来笑着招呼：“考得咋样？看你写字时手都不抖。”他买了根冰棍，咬下去的瞬间，甜丝丝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走，像红果村的山泉流过舌尖。
回青石乡的班车摇摇晃晃地穿行在暮色里，车窗外的田野渐渐模糊。李泽岚靠着车窗，手里的准考证被风吹得哗哗响。他不知道这次考试能得多少分，但他清楚，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带着泥土的重量，带着群众的温度，带着这两年在基层踩出的脚印。
路过红果村时，他让司机停了停。冷库的灯亮着，果农们正在分拣明天要发的苹果，灯光从窗户里漏出来，在地上铺成片温暖的黄。他仿佛能听见他们在说：“多亏了政策好，今年的苹果能卖上价了。”这句话，比任何考试分数都让他心安。
夜色渐浓，班车继续前行。李泽岚望着窗外掠过的灯光，突然想起申论最后写的那句话：“政策的光芒，从来不是太阳那样耀眼的光，而是煤油灯那样实在的光——能照亮孩子写作业的桌，能暖热老人冻僵的手，能让赶路的人看清脚下的路。”他知道，不管考试结果如何，自己都要做那盏提着煤油灯的人，把光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车里的广播在放晚间新闻，“农村政策落实”“基层治理创新”这些词又飘了出来。李泽岚没再像以前那样觉得陌生，因为他知道，这些词的背后，是红果村冷库的压缩机在转，是李家坳新教室的琅琅书声，是千万个像王德山老汉一样的人，在政策的光照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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