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的清晨，市一中的校门口挤满了考生。李泽岚攥着准考证的手指微微发白，帆布包里的钢笔硌着肋骨，像块小小的烙铁。母亲塞的润喉糖在口袋里滚来滚去，玻璃糖纸反射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让他想起李家坳的孩子们举着的玻璃瓶，里面的萤火虫也曾这样明明灭灭。
考场在三楼最东头的教室，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沉着冷静，细心答卷”。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桌面边缘的漆皮已经剥落，露出底下浅黄的木头，像极了李家坳村委会那张掉漆的办公桌。监考老师拿着金属探测器走过，仪器在他胸口响了一声——是父亲给的那枚“先进工作者”奖章，他特意别在衬衫第二颗纽扣上，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种隐秘的力量。
行测考试的铃声响起时，窗外的梧桐叶正好落下一片。李泽岚埋头答题，数字推理题里的等差级数让他想起红果村修路的里程表，图形判断题里的对称图案像极了柳溪村草编筐的纹路。有道题问“基层治理的关键是什么”，他几乎没犹豫就选了“倾听群众诉求”——这答案是王德山老汉教他的，老人总说“治家跟治国一个理，得知道家里人想啥”。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交卷时他的手腕有些发酸。走廊里挤满了考生，有人在抱怨“数学题太难”，有人在核对答案。李泽岚靠在栏杆上，望着操场边的白杨树，想起赵书记说过的话：“笔试就像修毛坯路，得先把框架搭起来，真正见功夫的是后面的细活儿。”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在下午的申论。
午饭是在学校门口的小吃摊解决的，一碗牛肉面吃得匆匆忙忙。旁边两个考生在讨论申论可能考的热点，“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这些词从嘴里蹦出来，像隔着层玻璃的风景。李泽岚没插话，只是默默擦了擦溅在袖口的汤汁——这些词在青石乡不是概念，是红果村冷库的钢筋，是李家坳新教室的黑板，是果农们数钱时沾着苹果汁的手指。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考场，在申论试卷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李泽岚先快速浏览了材料：有农民反映补贴款到账慢的，有村干部抱怨政策执行难的，还有专家分析基层治理短板的……这些文字像拼图，慢慢在他眼前拼出幅熟悉的画面——不就是青石乡的日常吗？他深吸一口气，翻开最后一页，作文题映入眼帘：《让政策之光照亮田间地头》。
笔尖落在答题卡上时，他的手突然不抖了。
《让政策之光照亮田间地头》
红果村的苹果熟了的时候，我总想起第一次跟着果农去县城卖果的场景。凌晨三点就装满车的苹果，在路边等了整整一天，最后以每斤八毛钱的价格卖给了批发商。果农蹲在路边抽烟，烟蒂扔了一地：“不是说国家有农产品扶持政策吗？咋到咱这儿就没影了？”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两年，也让我明白：政策的生命力不在文件里，而在田埂上；不在会议室里，而在群众的笑脸上。
让政策落地，得先打通“看得见摸得着”的路。这里的“路”，既是红果村那条修了三年才通的沥青路，也是政策从机关到乡村的传导路。刚到青石乡时，我负责整理全乡的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发现有近三成的补贴款发放进度滞后，不是因为财政没钱，而是因为“最后一公里”没打通。李家坳的王德山老汉符合低保条件，却因为不会填申请表，错过了三次申报时间；柳溪村的草编合作社能享受税收减免，可村干部跑了五趟县上，还没弄明白该找哪个部门。
后来我们在乡里设了“政策代办点”，由驻村干部帮群众填表、跑路。记得第一次帮王大娘申请草编加工补贴时，她攥着我的手反复问：“这钱真能到我手里？”当三个月后她拿着存折来道谢，说“合作社添了新缝纫机”时，我突然懂了：政策就像苹果，得有能运出去的路；群众就像等车的人，得知道车啥时候来，在哪上车。红果村的路修通后，苹果收购价每斤涨了五毛，这五毛钱里，有沥青的温度，更有政策的重量。
让政策落地，要把“文件语”翻译成“家常话”。在李家坳宣传医保政策的那个冬天，我拿着印满“起付线”“报销比例”的手册念了半天，底下的老乡们要么低头抽烟，要么扭头看天。散会后，村支书王德山拉着我说：“你跟他们说‘交一百块，住院能报一半’，比啥都管用。”这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对政策宣传的新认知。
政策语言里的“精准施策”，在青石乡就是“给红果村建冷库，给柳溪村办培训班”；文件里的“产业扶持”，就是帮果农联系批发商，教妇女编新式草编。有次县农业局下发了份《特色种植补贴细则》，光条款就有十二条，我把它改成“种一亩果树补两百，养一头牛补三百”的顺口溜，用大喇叭在各村广播，三天就有三十多户报名。群众不是不懂政策，是怕政策太“洋气”，跟自己没关系；不是不支持政策，是怕政策太“复杂”，自己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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