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先生家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祖传的木盒，盒内藏着一张泛黄的丝质针路图残片，上面标注着云南至印度洋的航线，与《郑和航海图》的部分航线高度相似。“这就是赛典赤·赡思丁时期留下的针路图残片，”郑海峰检测后说，“残片的年代为元代，材质与郑和宝船上发现的丝质针路图一致，证明郑和确实继承了家族的航海遗产。”
三、南京龙江船厂的家族信物与督造秘辛
2041年春，南京龙江船厂遗址的考古现场，桃花盛开，春意盎然。考古队在一处明代官署遗址的窖藏中，发现了一件铜制令牌，令牌正面刻着“督造官郑和”，背面刻着阿拉伯文“赛典赤后裔”的字样，与昆阳马哈只墓出土的印章文字风格一致。
“这枚令牌是郑和督造宝船时的信物，”程远看着令牌上的文字，“背面的阿拉伯文再次印证了他的家族身份，也说明他在督造宝船时，并未完全隐瞒自己的家族背景，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用于管理回族工匠。”
在令牌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本残破的《龙江船厂督造纪事》，上面记载着郑和督造宝船的细节：“永乐元年，太监郑和，奉诏督造宝船，征调云南回族工匠三百人，皆赛典赤旧部之后，善造海船，熟通西洋航路。”“云南回族工匠在元代就继承了先进的造船技术，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任职时，曾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外贸易，”程远分析道，“郑和征调这些工匠，不仅因为他们技艺精湛，更因为他们是家族旧部，值得信任，这也保证了宝船的建造质量和技术传承。”
《督造纪事》中还记载了一段隐秘的故事：“和督造宝船，每船必置阿拉伯文铭牌，刻‘赛典赤后裔郑和督造’，以安工匠之心，亦示西洋诸国。”这与之前在慢八撒沉船中发现的阿拉伯文铭牌相互印证。“郑和在宝船上设置家族铭牌，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工匠情绪，让他们感受到家族的庇护；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西洋诸国展示自己的家族身份，凭借赛典赤家族在西洋的影响力，促进外交和贸易往来，”林珊解读道。
但反转很快出现。《督造纪事》中记载：“宝船建造，采用云南回族造船工艺与南京龙江船厂工艺结合，其中‘多层船板’‘水密舱’技术，源自元代赛典赤时期的云南船厂，较龙江船厂原有工艺更为先进。”这与史料中“宝船为南京龙江船厂独立建造”的记载相悖。“郑和将家族传承的云南造船技术引入龙江船厂，改良了宝船的结构，提高了宝船的抗风浪能力和载重能力，”程远感慨道，“宝船的成功建造，不仅是明朝国力的体现，更是郑和家族航海技术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四、西安清真寺的聘书残片与宗教纽带
2041年夏，陕西西安的清真寺遗址，烈日炎炎，考古队在一处明代厢房遗址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张残破的聘书残片。残片上的文字为：“钦差总兵太监郑和，聘哈三先生为西洋通事，掌阿拉伯语翻译，兼理宗教事务。永乐十一年，于西安清真寺。”
“哈三先生是西安着名的伊斯兰教教长，史料记载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前，曾前往西安聘请他担任通事，”程远解读残片，“但聘书残片上还有一段被涂抹的文字，还原后为‘因家族旧谊，哈三先生愿往，无需官禄’。这说明郑和与哈三先生并非单纯的聘请关系，而是有家族旧谊。”
结合《郑和家谱》的记载，程远还原出真相：“赛典赤·赡思丁在元代曾大力支持西安清真寺的建设，与哈三先生的先祖结为好友。郑和作为赛典赤的后裔，凭借家族旧谊，顺利聘请到哈三先生。哈三先生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是伊斯兰教的权威人士，他的加入，不仅解决了船队的翻译问题，还帮助郑和与西洋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了宗教纽带，促进了外交关系的发展。”
在清真寺的藏经阁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明代《伊斯兰教教义注解》，注解者正是哈三先生，书中夹着一张郑和的亲笔书信，内容为：“和奉天子命，下西洋，通好诸国。先祖赛典赤，曾通西洋，今和继之，愿以宗教为纽带，结永久之好。哈三先生精通教义，望多赐教，助和完成使命。”
“这封信证明，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策略，不仅是‘宣德化而柔远人’，更是利用家族的宗教背景和宗教纽带，与西洋伊斯兰教国家建立深度联系，”程远分析道，“哈三先生在船队中，不仅担任翻译，还作为宗教使者，向西洋诸国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消除文化隔阂，这也是郑和外交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反转很快出现。书信中还提到：“西洋诸国，多有赛典赤先祖旧部后裔，哈三先生可代为联络，共商贸易之事。”“这说明郑和下西洋，还借助了家族在西洋的人脉资源，”林珊说，“赛典赤·赡思丁在元代曾与西洋诸国建立贸易关系，其旧部后裔在当地仍有一定影响力。郑和通过哈三先生联络这些后裔，为船队开辟了贸易渠道，获取了稀缺资源，实现了‘以贸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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