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蒲氏译语手札》中记载，蒲和日在永乐十三年就已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而行香碑的时间是永乐十五年五月，属于第五次下西洋期间。如果蒲和日早已是船队成员，为何会在泉州为郑和立碑？这中间是否存在时间线的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二、清净寺的古井秘藏与玉玺疑云
带着蒲和日的时间线矛盾，考古队前往泉州清净寺。这座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伊斯兰教寺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资料记载蒲和日曾参与重修清净寺，寺内或许留有他的活动痕迹。
清净寺的庭院整洁肃穆，礼拜殿的拱门线条流畅，透着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在寺院后院的角落里，一口被石栏围起来的古井引起了程远的注意。井壁由青石板砌成，井口边缘布满了岁月的磨痕，刻着一圈模糊的阿拉伯文铭文，与行香碑的刻字风格相似。“这口井的形制与永乐年间的建筑风格一致，”程远仔细观察井口，“资料中说蒲和日重修清净寺，或许这口井就是他主持修建的，井中可能藏有相关遗物。”
考古队在做好保护措施后，使用专业的水下探测设备对古井进行勘查。探测结果显示，井深约12米，井底有一个密封的陶瓮。队员们用特制的打捞工具小心翼翼地将陶瓮吊出井口，陶瓮表面包裹着厚厚的淤泥，打开密封的瓮口，里面整齐地存放着一卷丝质文书和一枚铜制印章。
丝质文书题为《蒲和日航海纪事》，因长期浸泡在井水中，部分字迹已模糊，但核心内容仍可辨认。文书开篇写道：“永乐十三年，余奉诏随郑和公第四次下西洋，往忽鲁谟斯寻传国玉玺，遍历西洋诸国，未果。十五年春，返泉州待命，待公行香毕，复随第五次远航。”铜制印章为方形，边长约5厘米，印文为篆书“西洋通事总领”，印章背面刻着“蒲和日印”和“永乐十五年制”的字样。
“原来如此！”程远恍然大悟，“蒲和日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已加入船队，核心任务是寻找传说中失落的传国玉玺。任务结束后，他于永乐十五年春返回泉州待命，恰逢郑和来灵山圣墓行香，便再次加入船队，参与第五次远航。行香碑正是他在待命期间所立，既记录了郑和的行香活动，也以‘镇抚’的公开身份掩盖自己‘通事总领’的核心职责，同时标记自己已做好再次随船出发的准备。”
文书中提到的“寻传国玉玺”一事，让整个考古队都感到震惊。史料中从未记载郑和下西洋有寻找玉玺的使命，这是否是明成祖朱棣赋予郑和的秘密任务？程远结合历史背景分析道：“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民间一直流传着建文帝携传国玉玺逃亡海外的说法。朱棣登基后，虽然稳定了政权，但传国玉玺的缺失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因此，他派遣郑和下西洋，表面上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宣扬国威、促进贸易，实则暗藏着寻找建文帝和传国玉玺的秘密使命。这也是郑和多次深入西洋诸国，尤其重视与伊斯兰教国家联络的重要原因——建文帝若逃亡海外，很可能会寻求当地政权的庇护，而通过穆斯林通事联络海外首领，更容易获取相关线索。”
对铜制印章的成分检测显示，其铜锡铅合金比例为85:12:3，与之前在南平发现的郑和铜钟合金比例完全一致，证明这枚印章是由官方统一铸造的正式信物。“‘西洋通事总领’的印文，说明蒲和日并非普通的通事，而是整个通事团队的负责人，”郑海峰分析道，“他的职责不仅包括语言翻译，还负责统筹协调所有通事，联络海外诸国的穆斯林首领和商人，打探玉玺和建文帝的下落，是郑和执行秘密使命的核心助手。”
在清净寺的藏经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明代手抄本《西域见闻录》，作者正是蒲和日。书中详细记录了他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在忽鲁谟斯、阿丹、古里等国的见闻，其中一段记载尤为关键：“忽鲁谟斯国商贾云集，多有波斯、阿拉伯商人往来。闻传言，建文皇帝曾遁至古里国，携一玉印，号传国之宝，后又往阿丹国方向去。公命吾联络当地穆斯林长老，多方打探，终无所获，仅得玉印拓片一纸，呈于公。”这段记载不仅印证了寻找玉玺的秘密使命，还提供了建文帝可能的逃亡路线，也解释了为何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时，会重点前往阿丹、木骨都束等非洲东岸国家——正是为了追寻这条线索。
三、德济门的码头遗迹与市舶司秘辛
2038年盛夏，泉州德济门遗址考古现场，烈日炙烤着大地，队员们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德济门是泉州古城的南门，始建于南宋，明代重修，是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重要门户，也是市舶司所在地。资料记载，明初福建市舶司仍设在泉州，直至成化年间才迁往福州，郑和来泉州，必然要与市舶司打交道，办理相关手续、补充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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