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募工册残页的意外现身与舵工之谜
为了寻找失踪的募工册，考古队决定扩大勘探范围，以三峰塔为中心，对整个三峰塔寺遗址展开全面发掘。队员们分成几组，分别对前殿、后殿、藏经阁、僧寮等遗址进行清理。程远带领一组队员来到后殿的藏经阁遗址，这里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只剩下一片残破的瓦砾堆和裸露的地基。
“大家仔细点，注意寻找纸质、绢质的遗物，发现后先做好标记，不要擅自触碰。”程远叮嘱道，队员们立刻投入工作，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清理瓦砾上的浮土。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小林突然喊道：“程队，这里有东西！”
程远急忙走过去，只见小林蹲在墙角的砖缝旁，手中捏着一块巴掌大的绢布残片，残片上用墨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程远接过残片，放在特制的放大镜下观察，上面清晰地写着人名、籍贯和职务，如“长乐塘屿黄参，火长”“泉州晋江吴普，舵工”“福州福清陈旺，水手”“漳州龙海林福，缭手”……正是《三峰塔寺修葺纪事》中提到的募工册残页。
“黄参！”程远的目光停留在第一个名字上，心中一动，“资料中明确记载，黄参是长乐塘屿乡人，在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举荐同乡随船队远航，后来成为船队中的重要航海人才。”但残页上记录的人数只有三十七人，与文书中“募福建舵工、火长百二十人”的记载相差甚远，而且残页的边缘有明显的撕扯痕迹，纤维断裂处不规则，显然是被人强行拆分后遗留下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残页末尾用小字标注着“永乐十九年补录”，而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正是在永乐十九年。
“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后，再次驻泊太平港，难道是在此时补募了舵工？”程远陷入沉思，“可资料中说，郑和船队的航海人员都是提前统一招募、训练的，为何要在福建临时补募？而且补募的时间，恰好是第六次远航归来后，这其中是否有特殊原因？”
为了查明真相，程远立刻联系长乐市博物馆，请求调阅馆藏的明代地方档案。博物馆方面很快传来消息，在一本嘉靖年间抄录的《长乐县志》残卷中，发现了一段被删改的记载，文字模糊不清，经专业修复后，勉强能辨认出大意：“永乐十九年，郑和复驻太平港，补募舵工五十人，皆闽籍。其中二十人善识西洋星象，十人熟通番语，五人能辨海外礁险……”
“补募的舵工中竟然有星象师、翻译和礁险辨识专家？”程远深感意外，“资料中记载，郑和船队设有专门的阴阳官（负责观测星象）、通事（负责翻译）和火长（负责辨识航线礁险），为何还要在福建补募这些专业人才？难道第六次下西洋时，船队在这些岗位上出现了严重的人员损耗？或者说，福建的航海人才有什么独特之处，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替代的？”
就在这时，郑海峰对青铜令牌的检测有了新的发现。他用高倍率显微镜观察令牌背面的针路图，发现在“壶江”标记的旁边，刻着一个极小的“参”字，字体与募工册残页上“黄参”的“参”字风格一致。“这个‘参’字，很可能指的就是黄参，”郑海峰推测道，“黄参是火长，负责导航工作，这块令牌或许是他的信物，针路图上的秘密航线，只有他和少数核心船员知晓。”
为了进一步解开谜团，程远决定前往长乐塘屿乡，寻找黄参的后裔，希望能从家族传承中找到线索。塘屿乡是一座位于海岛上的渔村，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他们找到了黄氏宗祠，见到了76岁的黄德明老人，他是黄参的第十九代孙。
得知考古队的来意后，黄德明老人十分热情，从宗祠的木箱中取出一本泛黄的《黄氏族谱》，小心翼翼地翻开。族谱是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纸质已经脆化，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其中一段关于黄参的记载写道：“参公，字明辅，永乐间为郑和舟师火长，三随西洋之行，掌针路、辨星象，屡立奇功。曾于三峰塔寺藏秘图，为船队避险之用。永乐十九年，随师归，献针路图于朝，未获嘉赏，反遭诘问，遂隐于乡，不复出。”
“献针路图于朝，未获嘉赏，反遭诘问？”程远捕捉到关键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天妃灵应之记》碑要隐瞒三峰塔的航标作用和秘密航线！”他推测，秘密航线可能涉及船队在海外的防御布局、未公开的贸易据点，或者是一些朝廷不愿对外宣扬的军事行动，属于高度机密。黄参将针路图献给朝廷后，可能因为泄露了机密而受到斥责，郑和为了保护船队和相关人员，便在勒石立碑时，刻意隐去了与航标、秘密航线相关的内容，只将这些信息藏在塔基暗格中，交由亲信黄参保管。
至于明末清初有人取走募工册，程远分析，大概率是因为当时战乱频繁，一些人听闻郑和船队有“海外宝藏”的传说，便四处寻找与船队相关的线索。募工册上记录着参与远航的舵工、火长名单，这些人可能知晓宝藏的下落，或者掌握着导航秘密，因此成了被搜寻的目标。取走募工册的人，或许是为了通过名单寻找相关人员的后裔，获取隐藏的宝藏或航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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