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在整理“通远号”的船员遗物时，发现了本《验船口诀》。泛黄的纸页上，用毛笔写着“一验帆，二验锚，三看舵轴四查舱”，每句后都有注释，比如“验帆要捏篾席，见白痕则为旧”，与“市舶务十验”的标准完全对应。“是船员应对验船的手册！”程远比对笔迹，发现与船主的贸易账簿出自同一人，“显然船主为了通过验船，专门总结了这些技巧，侧面说明验船制度的严格。”口诀末尾还画着个简笔画小人，正给验船官递东西，暗示当时仍有潜规则。
盗墓者王奎的同伙在宁波被抓获时，警方从他们的背包里搜出了批“市舶务十验”青石拓片。程远看着拓片上被涂抹的“验船标准”，气得发抖：“他们想篡改史料，制造假文物！”拓片背面有王奎的批注：“改‘锚链承重’为‘无要求’，可伪造劣质锚牟利。”这种对历史的恶意篡改，比单纯盗掘更令人愤慨。当程远将原版青石照片展示给嫌犯时，对方的眼神从狡辩变成了慌乱——他们或许没意识到，这些冰冷的条文背后，是古人守护贸易公平的初心。
宁波“市舶务遗址博物馆”开馆当天，程远和林珊特意穿了宋代服饰，在“验船处”复原场景里扮演验船官。当小游客们拿着仿制“验讫牌”排队“验船”时，程远突然想起李嵩的《验船记录》：“古人定规矩，不是为了刁难，是为了让每艘船都能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林珊笑着递给孩子们“市舶司通关文牒”，上面印着“诚信者畅行”，与元代互信书上的精神一脉相承。
郑海峰和张瑜在“通远号”复原船上，演示南宋验船流程。当张瑜用仿制铜尺测量帆骨时，郑海峰突然单膝跪地，从帆袋里掏出个锦盒：“在‘通远号’货舱找到的，说是宋代船主给妻子的信物。”那是枚用船钉打磨的戒指，内侧刻着“同舟共济”。张瑜的眼泪落在戒指上，映出博物馆玻璃外的现代港口——那里，巨轮正鸣着汽笛进出，验船的灯光与千年前的烛火，在时空中完成了场沉默的接力。
暮色中的招宝山，程远望着宁波港的灯火，想起“市舶务十验”里的最后一条：“验人心，信为首，利为末。”从宋代的“抽分”到元代的“官本船”，从验船的严苛到投诉的畅通，这些制度背后，始终藏着对“公平”二字的追求。林珊递来件刚修复的宋代市舶司文书，上面写着“蕃汉一家，共利海疆”，笔迹苍劲有力，像在诉说着个朴素的真理：好的制度，永远能让不同的人，在同片海面上，找到共存的航向。
下一站，他们要去广州——那个宋代市舶司的发源地，据说那里的光孝寺地宫，藏着唐代市舶制度向宋代过渡的关键文物。程远展开海图，郑海峰调试着能穿透更深地层的探测仪，张瑜在整理《宋会要》中关于广州市舶司的记载，林珊则对着“市舶务十验”青石拓片做最后的核对。秋雨洗过的天空格外明净，远处的航标灯闪着红光，像在为他们照亮下一段航程。
当第一缕月光掠过宁波港，程远在航海日志上写下：“所谓制度，不过是把前人的经验，变成后人的底气。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规矩，从来不是束缚船的枷锁，是护着船远航的罗盘。”日志的夹页里，夹着片从“通远号”帆上取下的篾席残片，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像在回应八百年前那位验船官李嵩，在《验船记录》末尾写下的誓言：“验一艘船，保一路平安。”
他们的故事，就像这不断续写的市舶制度史，有严谨的条文，有灵活的变通，有坚守的原则，也有温暖的人情。而那些深埋在海底的沉船、沉睡在遗址里的石碑，不过是想告诉今天的我们：真正的远航，从来都需要规矩护航，更需要人心相守。
广州光孝寺的银杏叶飘落在地宫入口时，程远的洛阳铲终于触到了块带铭文的方砖。砖面“市舶司藏”四字被香火熏得发黑，边缘的莲花纹与泉州开元寺宋代地砖如出一辙。碳十四测年指向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正是宋廷在广州设立首个市舶司的年份，比泉州早了一百一十六年。
“砖缝里有绢布残片。”林珊用镊子小心挑起，上面“同轨”二字在显微镜下渐显，与《宋史》记载的“宋初市舶司‘同轨同文’政策”完全对应。地宫深处的石函里，整齐码放着二十卷《广州市舶司初代章程》，最上面一卷的封皮写着“太祖御批”，墨迹与开封出土的宋太祖手谕一致。“是市舶制度的源头文献！”程远展开卷轴，“海舶至，先验公凭，后抽分，禁榷物不得私易”的条文，比“元丰法”更简略，却已具备后世市舶条例的雏形。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广州“黄埔古港”海域，发现了艘北宋沉船“广利号”。货舱里的《市舶司登记册》虽已碳化，却仍能辨认出“开宝五年，第一艘经广州市舶司登记的蕃船”字样。登记册详细记录了船主“大食商人蒲希密”的信息，与《宋史·大食传》记载的“蒲希密于开宝四年入贡”吻合。“你看这‘抽分记录’，”郑海峰操控机械臂放大字迹，“真珠抽一分，象牙抽二分——比后来的‘元丰法’更严苛，说明初期制度还在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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