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后渚港的晨雾裹着咸腥的海风漫进军屯遗址时，程远正用洛阳铲拨开元代夯土。铲头带出的陶片边缘呈青灰色，胎质厚重如铁，断口处的细密冰裂纹路显示它曾被烈火灼烧——这种“窑变”特征与《至元军器考》记载的“急火锻陶”工艺完全吻合。陶片中央，半截“枢”字隐约可见，笔触遒劲如刀，横画起笔处的“方笔”特征，与史弼墓出土的军书铭文如出一辙。
“碳十四显示是至元二十九年的。”程远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拂过陶片内侧，火灼痕迹勾勒出的小字突然清晰起来：“弼军至杜并足，失戈五，存此为记”。他立刻将陶片送入便携式光谱仪，结果显示墨迹中的朱砂成分含有12%的硫化汞——这是明州辰砂的典型特征，与史弼舰队军需记录中“用明州贡砂为墨”的记载完全吻合。这片看似普通的陶片，竟是当年远征军士兵遗留的军械记录。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元代海图走来，白大褂袖口沾着修复用的鱼鳔胶，散发着淡淡的海洋气息。这幅绢布海图长约五尺，宽三尺，边缘有被海水浸泡的晕染痕迹，像圈褪色的年轮。“混沌大洋”的标注旁，用朱砂画着艘三桅战船，帆上的“元”字被风浪磨得只剩轮廓，却在365纳米紫外线灯下显露出底层的“泉州制造”戳记——是用铁笔蘸着桐油在绢布上烙出的，这种防伪工艺在《市舶司则例》中有专门记载。
“和史弼墓志铭对上了。”她将海图小心翼翼铺在陶片旁，图中“吉利门”的位置与陶片缺口形成直线，误差不超过三寸。“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率千艘船从这里出发，舰队首尾相接，据说‘望之如连城’。”海图角落的注脚用蝇头小楷写着“舟中载稻种十石，以备军食”，她用显微镜测量笔迹宽度，发现与陶片上“弼”字的笔锋粗细完全一致，都是0.8毫米——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裤脚沾着的珊瑚碎屑里混着粒黑色的火山砾。从西沙群岛打捞的青铜矛头裹在防水布中，长约七寸，血槽里残留着微量的硅土，经X射线荧光分析，与爪哇锦石的火山岩成分完全一致——含有独特的钛铁矿晶体，这种矿物在泉州附近的岩石中从未出现过。
“是元军的制式武器。”他用放大镜照着矛头的“杨”字刻痕，笔画末端的飞白与《元史·高兴传》碑拓上的签名如出一辙。“史载高兴率陆路军攻八节涧时，‘战槊尽折’——这应该是当时遗落的。”矛头的锈蚀层里，还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靛蓝染料与泉州军屯遗址的灶台抹布完全相同，经纬密度都是每平方厘米二十八根，这种纺织工艺在元代《梓人遗制》中有详细记载。
林珊在整理市舶司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征爪哇行程记》。纸页是用楮树皮与竹子混合制成的“海纸”，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出海——钠离子含量达0.3%，与西沙群岛海域的海水盐度完全匹配。残页上用蒙古文记载：“至元三十年正月，过万里石塘，舟中见巨鱼，长十丈，随船而行，鳞如铁甲。”
她突然想起郑海峰带回的青铜矛头，其弯曲弧度与记载中的“巨鱼”背鳍形状惊人地相似。“是战斗痕迹！”她将矛头的三维模型与文献插图重叠，弯折角度正好是75度，“元军很可能在万里石塘与海兽遭遇过——这矛头的受力点分布，完全符合撞击大型生物的特征。”更惊人的是，矛头的铜锈里检测出微量的鲸脂，碳十四年代与远征时间完全吻合，脂肪酸组成显示是抹香鲸的皮下脂肪。
潜水钟沉入爪哇海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青花瓷碗倒扣在木箱里，碗底的“枢府”款识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侧光45度角下显露出暗刻的“史”字——是用尖锥在瓷坯未干时刻的，笔画深度约0.2毫米，这种“暗记”工艺在元代官窑中极为罕见。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顶层木箱，下面露出的铁制炊具突然滚落，釜底的烟炱厚度达3毫米，与泉州军屯遗址的灶台残留物完全吻合，都含有相同比例的草木灰成分（钾含量12%）。
“是史弼的旗舰‘定远号’！”程远指着炊具内侧的刻度，“容量正好供百人食用，与《元史·史弼传》‘每舰载兵二百，分两灶’的记载相符——这是军官灶。”炊具把手的缠绳残段里，还缠着半粒稻种，外壳的纹路与泉州湾出土的元代稻种完全一致，颖壳上的绒毛密度为每平方毫米35根，这是典型的“占城早稻”特征。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银质符牌划破。符牌呈长方形，长五寸，宽三寸，边缘有四个穿孔，正面的“都元帅府”烙印还很清晰，背面却刻着个极小的“葛”字，是爪哇葛朗国特有的莲花纹王徽——花瓣数量为七瓣，与葛朗王室印章的纹饰完全相同。她突然想起雅加达博物馆里那枚“土罕必阇”的玉印，印文的莲花基座与符牌上的“葛”字如出一辙，连花瓣的卷曲角度都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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