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成山头的晨雾裹着海腥味，程远蹲在礁石上，看着机械臂从水下提起块残破的船板。碳十四检测报告刚传到手机：距今1790年，正是孙吴嘉禾元年（232年）——周贺船队在此触山沉没的年份。船板的断口还留着焦黑的痕迹，像被烈火灼烧过，与《三国志》记载的“船皆触山沉没”完全吻合。
“这是青铜剑的残片。”张瑜的声音从防水服后传来，她正用镊子夹起块锈迹斑斑的金属，颀长的身影在雾中若隐若现。这位辽宁姑娘昨天刚加入团队，代替因病回川的林珊。她带来了辽东沓津遗址的最新数据。“你看这剑格的云纹，和辽阳公孙氏墓出土的完全相同，应该是公孙渊送给孙权的‘名马’随行兵器。”
程远摸出随身携带的《三国志》拓片，“岁晚风急，必畏漂浪”的字句被海风掀起。他突然注意到船板内侧的刻痕，用软尺测量后发现，间距正好与南京孙吴墓出土的“周贺私印”边长一致。张瑜递来个密封袋：“礁石缝里的铜钱，‘大泉五百’，孙吴嘉禾年间的货币。”
正午的阳光驱散浓雾时，水下探测器在三十米深处发出警报。程远和张瑜换乘冲锋舟赶到现场，只见机械臂正吊起个青铜酒樽，樽底的“辽东东沓”铭文让张瑜倒吸一口冷气：“这是沓津官署的器物，周贺船队果然在这里进行过贸易！”酒樽里的残留物经检测，是辽东特产的松子酒，与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酒器成分相同。
傍晚整理标本时，程远在船板的裂缝里发现了缕红绸。纤维结构显示是蜀锦，与成都武侯祠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织锦同属一种工艺。张瑜突然指着绸面上的墨书：“这是‘吴’字！应该是船员用来标记货物的。”她翻开辽东航海图，沓津到成山的航线，正好与红绸的经纬走向重合。
韩国汉城（今首尔）的秋雨敲打着考古帐篷，程远正对着块带字的陶片发愁。上面的“带方太守”四个字虽清晰，却不知如何与孙吴航海联系起来。张瑜抱着本《三国史记》走进来，指着其中一页：“公元240年，魏使梯携赴日，就是从带方郡出发的。”她的指尖划过插图，一艘楼船的剪影与程远在温麻船屯见过的完全相同。
陶片内侧的布纹印痕里，藏着极细的麻线。程远用显微镜观察，突然认出这是辽东特产的苎麻，与沓津遗址出土的船帆残片一致。张瑜递来个密封袋，里面是枚从附近海域打捞的铜印，印文“建忠校尉”正是《三国志》记载的提携官职。
“水下有新发现。”郑海峰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程远和张瑜踩着泥泞跑过去，只见潜水员正托着块残破的船板，上面的“魏”字还很清晰。更惊人的是，船板的榫卯结构与成山角沉船完全相同，只是材质换成了朝鲜半岛的檀木。
正午的阳光穿透云层时，张瑜在陶窑遗址里发现了排青瓷窑具。釉色青中带灰，正是魏国带方郡的典型特征，窑具底部的刻痕组成个简化的星图，与程远在洛阳曹魏墓见过的“北斗”铜镜如出一辙。她突然指着窑壁的烟炱：“这是航海标记，每个窑具对应一颗导航星！”
傍晚的庆州博物馆里，程远看着展柜里的“亲魏倭王”金印复制品，突然想起带方郡出土的铜印。两者的蟠螭纹虽然相似，印钮却一为龟一为蛇——张瑜说这是区分魏与倭国使节的标志。她指着窗外的洛东江：“当年魏使就是从这里启航，沿着海岸南下的。”江面上的货轮，正循着与古代相同的航线行驶。
夜里整理数据时，程远发现带方郡陶片的陶土成分，与山东半岛的黄土一致。张瑜笑着说：“这说明魏国的造船技术传到了朝鲜半岛。”她翻开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照片，镜背的纹饰与带方郡陶片的刻痕完全相同，“这些铜镜，很可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
日本奈良的樱花落在考古工地，程远蹲在一座古坟前，清理块倒伏的石人。石人手中的铜镜虽然锈蚀，背面的“东王父”纹饰却让他眼前一亮——这与洛阳曹魏墓出土的铜镜如出一辙。张瑜抱着本《倭人传》跑过来，指着其中一段：“公元238年，倭女王遣使献生口，魏明帝赐给的就是这种铜镜。”
铜镜的边缘刻着极小的“景初三年”字样。程远用软布擦拭，突然发现镜面的反光里，竟藏着艘船的影子——与带方郡出土的船板图案完全相同。张瑜递来个放大镜，镜钮的缠枝纹间，有个简化的“魏”字，与带方郡铜印的字体一致。
“主墓室有新发现。”郑海峰的声音带着兴奋。程远和张瑜跑过去，只见机械臂正吊起个漆盒，里面是叠丝织品残片。经检测，是蜀锦与倭锦的混纺，其中蜀锦的织造工艺与成都出土的完全相同，而倭锦的图案则是本地的樱花纹。
正午的阳光透过樱花树，在丝织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程远突然注意到其中一块残片上的墨书：“难升米”——正是《三国志》记载的倭国使者名字。张瑜翻开航海图，带方郡到邪马台的航线，正好与丝织品的经纬走向重合，“他们很可能是搭魏国的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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