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压低了声音：“而且，厂长，我听说……只是听说啊，有些街道、公社食堂，为了撑门面，显示‘共产主义’的气象，已经把库存，甚至是……甚至是下一季的种子粮都拿出来吃了！咱们厂能这么干吗？这么多工人指着厂子吃饭，任务又重，要是寅吃卯粮，后面断了顿，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周师傅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王超心头。他瞬间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不是食堂工作人员不尽心，也不是厂里刻意克扣，而是在一种浮夸、攀比的风气下，坚持按计划、量入为出的务实做法，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些看似“丰盛”的食堂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危机，正如雷师傅和张老头隐隐担忧的那样。
“我明白了，周师傅，你们辛苦了。”王超点了点头，“饭菜分量，在保证大家基本能吃饱的前提下，还是要按计划来。质量上，多想想办法。”
离开食堂，王超的心情更加沉重。工人们的抱怨需要安抚，士气需要维系，但更要坚持工厂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饭菜的风波，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在一片狂热中保持冷静和实干的考验。
下午，他特意去了几个主要车间转了转。果然，工作的间隙，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话题依然离不开食堂的对比。生产效率虽然没有明显下滑，但那种曾经因为攻克技术难关、完成首批订单而凝聚的专注和自豪感，似乎被一种浮躁和抱怨的情绪稀释了。
在制瓶车间，他甚至听到两个工人在争论：
“要我说，就该去跟厂里提意见！凭什么别的单位能吃香喝辣，咱们就得啃这没油水的南瓜？”
“提意见有啥用？厂里肯定有难处。你看厂长不也跟咱们吃一样的食堂？”
“厂长吃一样的那是应该的！可咱们的干劲不能光靠画饼充饥啊！肚子里没油水，手上就没力气！”
王超默默走开，没有打扰他们。他知道，堵不如疏。单纯的压制抱怨或者空头许诺都解决不了问题。
傍晚下班，王超随着人流走向街道食堂。家里早已不生火，厨房空荡冷清，一日三餐都指望着这里。街道食堂比厂食堂更大，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锅饭特有的、混杂的香气。今天的菜色是炒豆角和一道能看到些肥肉片的萝卜汤，米饭确实堆得冒尖，可以添饭。比起厂里，油水似乎确实多了一些。
他打好饭，找到已经坐在那里的家人。父亲王建国沉默地吃着，母亲李秀兰显得有些不自在，她习惯了在自家灶台前忙碌，现在这种等着打饭、吃着千篇一律大锅菜的感觉，让她这个家庭主妇仿佛失去了用武之地，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落寞。
王刚扒拉着碗里的饭，小声对王超抱怨：“哥，还是街道食堂好点，至少米饭管够。就是这菜，天天差不多，我都吃腻了。妈以前做的酸豆角炒肉末，比这个香多了！”他说着，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李秀兰闻言，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快吃吧，别挑三拣四。” 她何尝不想给孩子们做点合口的？可家里的铁锅、菜刀都交了，粮食油盐也一点不剩，巧妇也难为无米无炊之炊。
王红默默地吃着，把一块肥肉片夹到小妹妹王玥碗里。王建国抬头看了小儿子一眼，沉声道：“有的吃就吃，话那么多。” 语气虽重，但王超能看出，父亲眉宇间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这种完全依赖集体、失去家庭自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这辈习惯了自给自足、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来说，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感。
家里的短暂对话，让王超更加确定，这场由“食堂”引发的风波和适应过程，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态和习惯。
晚上回到冷冷清清的家中，没有了往日灶房的烟火气和饭菜香，家里似乎少了最重要的温度。王超坐在书桌前，没有像往常一样看技术资料或生产报表。他摊开信纸，准备给厂领导班子写一份简要的情况说明和分析。他必须统一厂里的认识，既要正视工人们的合理情绪，想办法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改善（比如，他再次想到了那个“系统”，是否还能获取一些计划外的副食，通过合理渠道补充到厂食堂？），更要坚持原则，不能为了短期讨好而耗尽工厂赖以生存的根基。
他写下：“……当前食堂问题，反映的是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是外部浮夸风气对我厂务实作风的冲击。安抚工人情绪，可考虑偶尔利用厂内资金或寻求其他渠道，适当增加荤腥，加强沟通解释。然，核心在于，必须坚持生产为本，质量为先，计划为纲。我厂之根基，在于技术革新、在于产品过硬、在于金字招牌，而非一时伙食之攀比。需引导工人，将目光放长远，将干劲用于生产……”
写完这些，他放下笔，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南水县城，零星灯火闪烁。他不知道别的食堂那看似丰盛的晚餐还能持续多久，街道食堂比厂里稍好的供应又能维持几时。但他知道，玻璃厂的炉火不能熄，工人们心中那股靠实干奋斗的信念之火，更不能被一顿饭的抱怨所浇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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