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看向两人，“你俩也说一说，军队还有什么问题，从何处具体改革，如何落实？”
两人对视一眼，狄青遂开口道
“一、军队体系的缺陷
军队（主要为禁军）的缺陷是其“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国策下的直接产物。
1. “更戍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朝廷频繁调动戍守各地的军队，但将领的任期固定且较短，不随军队调动。
将领和士兵之间刚刚熟悉、建立起信任和默契，就被强行拆散。这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将领无法根据手下士兵的特点进行有效的战术布置，士兵也难以完全信任和服从一个陌生的指挥官。这是对战斗力最致命的制度性伤害。
2. “募兵制”的畸形发展——养兵为国策，军队冗滥
实行纯粹的募兵制，并将“募兵”视为一项国策。每逢灾年，便大量招募饥民入伍，以此作为消除社会动荡的手段，即所谓“荒年募兵”。
这导致军队数量极其庞大（仁宗朝达125万之众），但质量低下。军队中充斥了大量只为混口饭吃的“兵痞”和“流民”，缺乏战斗意志和训练。庞大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拖垮了财政，形成了“冗兵”问题。
3. 指挥体系复杂低效——严重制约将领能动性
为防范武将专权，打仗时通常不设主将，或采用“将从中御”的模式。即圣上和远在汴京的文官枢密院事先制定好“阵图”，前线将领必须严格按照阵图作战，不得随机应变。
这完全违背了战场上千变万化的规律。再优秀的将领也被捆住手脚，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经常出现“权任轻而法制密”（权力小，规矩多）的局面，导致战机贻误，屡战屡败。
4. 军事策略重防御、轻进攻——被动挨打
由于失去幽云十六州，我朝缺乏养马地，骑兵极度薄弱。因此整个国防战略转为依靠步兵和筑城进行被动防御。
面对辽、西夏、金等拥有强大骑兵的政权，我军缺乏战略反击能力，只能被动地守在城池和堡垒里。敌人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地点，我军永远处于疲于奔命的守势，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二、朝廷政策的不足
朝廷的决策是导致军队问题的根源，其核心思想是“防内甚于防外”。
1. “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本朝立国的核心思想就是防止武将、地方势力威胁中央皇权。
将全国精锐部队集中于首都汴京，导致边境防御空虚。
极度抬高文官地位，刻意打压、猜忌武将。这严重挫伤了武将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使得“好男不当兵”成为社会共识。
2. “守内虚外”的战略短视
将最好的资源、最精锐的部队都用于对内控制，而不是对外防御。当金兵南下时，我方庞大的军队体系完全无法有效组织起来进行野战和救援，因为它本就不是为大规模对外战争设计的。”
范仲淹虽以文臣闻名，却堪称“文帅”典范，军事才能突出，因此也十分了解。
“解决军队问题，应从“冗滥虚弱”到“精兵强将”
要在不动摇“强干弱枝”根本国策的前提下，通过“提质增效”和“结构性调整”来重建战斗力。
1. 逐步废除“更戍法”，推行“将兵法”。
选拔有实战经验和威望的将领，赋予其长期指挥固定地区、固定部队的权力（如韩琦），实现“兵知将，将知兵”。初期可在西北边境对西夏前线试点，成功后逐步推广。
可以极大提高部队凝聚力和指挥效率。同时，将领的任期和调防仍由中央枢密院控制，可防止其形成割据势力。
2. 裁汰“冗兵”，推行“精兵”政策
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将钱用在刀刃上，打造一支数量更少但战斗力更强的职业军队。
3. 改革指挥体系，赋予前线“部分机断之权”
皇帝和枢密院可制定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但必须授予前线主帅临机决断、随机应变的权力，废除必须按“阵图”作战的僵化模式。同时，改革监军制度，明确文官监军的职责是监督后勤、纪律，而非干涉军事指挥。
这样可释放将领的军事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
4. 大力发展“不对称优势”
我们应当承认骑兵弱势，转而大力发展强弩技术（神臂弓）、步卒重甲、城池防御体系和水军。通过技术和工程优势，抵消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
如此扬长避短，在野战中建立坚固的“移动堡垒”，在防御中让城池坚不可摧，”狄青言。
范仲淹接着说，“解决朝廷问题，应从因循苟且到励精图治。
核心思路：缓和党争，提高效率，打击兼并，开源节流，为核心军事改革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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