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府豪奴离去后的几日，陆浑山庄陷入一种表面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却仿佛有暗流在冰封的河床下汹涌，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杜甫明显减少了外出，即便在家，眉宇间也常锁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忧色。他时常站在院中，望着通往洛阳方向的官道，目光深沉，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杜丰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了然。父亲的忧虑，并非全然为了那可能失去的田产，更多的，是对于这世道人心的失望，以及一种更深层次的无力感——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在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权势欺凌时，一个清流小官的力量，显得如此微薄。
然而，杜丰并未被这种压抑的气氛所困。他深知，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有自身强大，才是应对一切风雨的根基。他将那份紧迫感，更加彻底地投入到了身体的锤炼和知识的汲取之中。
天还未亮透，呵气成霜的时辰，杜丰便已起身。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散步，开始尝试一些更具挑战性的活动。庭院角落那盘废弃的石磨，成了他练习臂力的工具；那棵老松低矮粗壮的枝干，是他尝试引体向上的地方。每一次发力，幼小的身体都微微颤抖，汗水浸湿了内衫，在寒冷的清晨凝结成细小的冰晶，但他咬紧牙关，一次次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杜甫起初见他这般“折腾”，还曾出言劝阻，怕他伤了根本。但杜丰只是抬起汗湿的小脸，眼神明亮而坚定：“父亲，病弱之躯，如何经得起风浪？孩儿不想再做那只能卧于榻上，听凭命运摆布之人。”
此言一出，杜甫便沉默了。他看着儿子眼中那簇与年龄不符的、近乎执拗的火焰，最终只是化为一声复杂的叹息，默认了他的行为，甚至偶尔会在旁指点一二呼吸吐纳的关窍，那并非什么高深武学，只是些流传于文人之间，用以养身健体的导引之术。
锻炼之余，杜丰待在书房的时间也更长了。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背诵经史，而是开始主动向杜甫请教典章制度、地理舆图，甚至是各地的兵备、物产。他的问题愈发深入，有时甚至让杜甫都需查阅典籍才能解答。
“父亲，河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其麾下兵马几何？粮秣囤于何处？与朝廷直属的朔方、河西诸军相比，优劣何在？”杜丰摊开一张他自己根据记忆和杜甫描述粗略绘制的唐时疆域图，指着河北一带，语气认真地问道。
杜甫拿着书卷的手猛地一紧，骇然看向儿子：“丰儿，你……你问这些作甚？”这些已是关乎国家机密的边事军情，绝非一个五岁孩童该关心，甚至能问出的问题。
杜丰早已准备好说辞，他指着地图，小脸上满是“纯真”的忧色：“那日来的坏人，不就是仗着权势吗？父亲和先生们常言，如今外有强藩，若这些掌握兵马的大官们也像那曹别驾一样，不讲道理，欺负陛下和朝廷，那该怎么办？孩儿想，总要有人知道他们厉害在哪里，万一……万一有事，才知道该如何应对啊。”
他将对时局的担忧，巧妙地包装在一种孩童式的、基于“曹别驾事件”衍生出的朴素逻辑里。听起来像是孩子被欺负后，对更强大暴力的一种本能恐惧和好奇。
杜甫凝视着地图上被杜丰指尖点中的“范阳”二字，脸色变幻不定。儿子的话，像一根尖锐的针，再次刺破了他竭力维持的平静。安禄山……这个名字，如今在长安、在洛阳，在一切有识之士心中，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越来越沉重的阴影。其势大，其跋扈，远超一个曹别驾万千倍。
“唉……”杜甫长叹一声，那叹息仿佛带着千钧重量。他没有直接回答杜丰的问题，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沉声道：“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乃国朝大忌。只是……圣心独运，非臣子所能妄加揣测。”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与一种深沉的悲哀。
他没有再追问杜丰为何会想到这些，或许，他已下意识地将儿子的“早慧”与那场大病中的“神启”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赋予的一种特殊的敏锐。他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坐回杜丰身边，指着地图，用尽可能浅显的语言，讲解起如今的藩镇格局，朝廷的兵力布置，语气沉重而缓慢。
杜丰听得极其专注，将每一个字都牢牢刻印在心里。他知道，这些知识，在未来将是救命乃至救国的关键。
就在这种表面刻苦、内里紧绷的日子里，杜忠从山下市集带回了一个消息，如同一块石头投入死水，激起了新的涟漪。
“老爷，三郎，”杜忠脸色不太好看，低声道，“老奴今日去采买，听市集上的人议论，说……说曹别驾府上的人，前几日在外面放话，说……说我们家……不识抬举，沽名钓誉，还纵容稚子冲撞长者，毫无礼数……”
宗氏闻言，脸色瞬间白了：“他们……他们怎能如此颠倒黑白！”
杜甫面色铁青，握着书卷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一生爱惜羽毛，重视清誉，对方此举，无异于泼脏水，是要毁他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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