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有一家呢？”
确实，陈凯只说了九家，但他留下这个缺口，恰恰就是要看一看李定国是否真的动脑子了。此间既然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自然也不会藏私：“武定侯郭英在公侯多置田产的那些年，一介不取，吃穿用度仅凭太祖封赏和俸禄，为人处世更是谨小慎微。太祖对其信任备至，用其久典禁军，其胞妹宁妃后来亦摄六宫事。”
另外九家勋贵确是能够幸免，但武定侯郭英却是个反例，他不光幸免了，还能备受器重。李定国听罢，亦是对陈凯此前的论断又信了几分。可是，这与约束皇权又有什么关系？
“宁宇，太祖一直以来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能够让老百姓都可以吃饱饭的国度。可是，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尤其是崇祯年间，这天下又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可是亲眼所见的。”
“这，我闻李闯曾言，君非甚暗，臣尽行私，定是那些奸佞蒙蔽圣聪！”
封建思想的钢印是何其顽固，陈凯亦是心中暗叹，所幸他本也没打算将李定国全面改造为五四新青年：“嗯，这话我也听说过。但我还听过一句话，说是每次烈皇想要加税，每次烈皇否掉地方上要求因受灾而申请的减免时，都会说上一句：暂累吾民一年。这一年又一年下来，说了十七年，都说成口头禅了。”
这话，后来还被人写成了诗，说是“近闻加赋派民田，暂累吾民又一年”，讽刺的又何尝不是崇祯的虚伪。鸈
陈凯的阴阳怪气直听得李定国当即就愣住了，不是刚刚吃了几年饱饭就能把少年时吃过的那些苦楚就能忘得一干二净：“竟成……”
“哎，宁宇啊，我闻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臣。若非君昏，臣子但凡有个奸邪的，还不早就被斩了。可烈皇登基之后，杀了多少大臣，国事却是越来越败坏。说到底，问题的根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不像高皇帝，吃过民间疾苦，觉着老百姓苦几年就苦几年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却殊不知莫说是几年了，在那连年大灾的年景之下，哪怕是抚恤晚上些时日，老百姓也会成批成批的饿死，而烈皇竟然还有收税。熹宗皇帝驾崩前曾殷殷嘱托烈皇，言吾弟当为尧舜，可他就是这么当的尧舜？分明是言尧舜之语，行桀纣之实！”
那些他原以为已经死去了的记忆此刻不光是突然活了过来，更是正在疯狂的攻击着他的内心，使得李定国面色惨白，汗出如浆。
陈凯很清楚，这番话，对郑成功说、对张煌言说、对文安之说，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人和人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不曾经历过如李定国般那种曾经长期濒临饿死的绝境，甚至如果不是张献忠收养了李定国，大明也不会有如今的晋王殿下。
“君昏臣奸，残民以逞。我从来不认为你等当年挣扎求活是错的，因为如果你们是错的，高皇帝又怎么解释？无论是李闯，还是你的干大，他们所行的是汤武革命的伟业。只不过，他们各有各的问题，最后全都失败了。所以，成王败寇，他们就是贼，而你、袁宗第、刘体纯、郝永忠、李来亨，你们也同时都是贼。但错的是你们吗，你们从生下来的那天就梦想着要祸乱天下吗？”
“不，我从不曾想过要祸乱天下。错的不是我，错的是那些昏君奸臣！”
一字一句的将这话说出口，李定国已是泪流满面，那些日渐淡薄的记忆重新清晰了起来，在陈凯的推波助澜之下，更是反复冲击着那些他曾经始终认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鸈
暗道了声“抱歉”，但陈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反倒是继续将他的想法延伸下去：“今上仁厚，我也愿意相信那位太子未来也将会是一位仁君，但问题是，今上仅仅只是仁厚，他同样昏庸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等到将来，一旦大明被今上或是太子搅得天下大乱，老百姓没了活路只能揭竿而起。到了那时，作为国之柱石，你是剿还不剿。反正我下不去手，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他们的错。”
“我要做的，只是约束皇帝的权力，避免那些不知民间疾苦的天家子弟祸国殃民，因为他们不是高皇帝。我相信我在做的事情，高皇帝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因为高皇帝也保证不了他的后代子孙之中就不会再出这样的昏君！”
透过历史，陈凯很清楚，昆明期间，永历在军方有三大忠臣，或者说是三大桩角，他们分别是沐天波、李定国和刘文秀。这三者之中，沐天波在内管理禁军，直接负责他的安全；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外，分别负责出击湖广和经营四川。现在刘文秀死了，沐天波跟着去了缅甸，只要能够让李定国将忠君和爱国这两个被有心人黏在一起的概念分割开来，将永历在国内的最后一个桩角转化过来，于他而言就是胜利！
而获得胜利的最佳方式并不是想方设法的让李定国强行分割忠君与爱国的概念，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成年人而言，那是事倍功半的。只需要将他对永历的忠诚转化为对大明和明太祖的忠诚就够了。毕竟，朱由榔这个皇帝再大，还能大得过朱元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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