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己的艺术品画廊业务更好，姆努斯肯一直念念不忘和妻子沟通。但是，他和陆全全对此观念很难形成一致。同样地，在媒体业工作的陆全全也是非常忙，满世界跑。她压根儿不愿意失去了在法国广播电台工作的机会。迫不得已，姆努斯肯只好和她分居了，她成为自己众多情人中的一位。但是，当这种情况延续得有点久了以后，他们的矛盾就累积得快爆发了。终于，在一次爆发性的争吵之后，两个人进行了他们彼此都自认为的最后的爱爱。
我走了，姆努斯肯说，我要离开你了。我把一切留给你，但我要出发了。由于陆全全的眼光朝地上迷散开去，毫无来由地落在一个电插座上，姆努斯肯便把他的钥匙扔在门厅的托座上。然后，他系上大衣的扣子，出了门，同时轻轻地带上小楼房的门。
陆全全的车子停在外面，水汽蒙蒙的车窗静静地呆在后视镜底下，姆努斯肯没有瞧一眼汽车，就朝六百米之外亨通地铁站走去。一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地铁车厢中空荡荡的。里头只有十来个孤独的人，姆努斯肯在二十五分钟之前似乎就变成了他们的一员。平时，要是能在车厢中找到一个面对面都空的正座，他肯定会很开心，这就像是为他独自留的包厢，这是他在地铁中最喜爱的形象。今天晚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刚刚跟陆全全演的那出分手戏，现在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但却不像预料的那样忧心忡忡。早就预见到了一种更剧烈的反应，混杂着威胁与辱骂的叫喊，他轻松了下来但又因这同一种轻松而气恼。
他把装着洗刷用具和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放在脚边，一开始，他定定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辨认着关于路面材料、房地产杂志的广告牌。
后来，在金卜站和陆嘉站之间，姆努斯肯打开了他的小箱子，取出一份欧洲传统艺术品拍卖目录来，随手翻着，一直翻到德莱站他下车。
德莱大教堂附近，比地铁更空的大街上，由电线和灯泡结成的灯彩早已不亮，星星熄灭。
豪华商店装饰一新的橱窗在提醒不在场的过客，年终的喜庆已成尾声。独自裹在大衣中的姆努斯肯绕过教堂，走向连拱廊街偶数门牌号那一侧。
为寻找楼房大门的进门密码，他的双手在大衣底下挤出一条道路：左手伸到衬里口袋中掏记事本，右手探到前胸口袋中挖眼镜。
随后，他穿过门廊，不理睬电梯，坚定地攻向一道随从们使用的楼梯。
他爬上六楼，喘得不像自己以为的那般厉害，停在一道胡乱漆成砖红色的门前，门杠子证明了至少两次撬锁的企图。
这道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照片，四角全都翘起来，再现着努埃没有生气的躯体，这个先当助手后升为正手的前斗牛士，后来在 1992年 5 月 1 日被一头叫库巴斯托的畜生像打开一本书那样打开了心脏：姆努斯肯在这张照片上敲了两下。
等门期间，他右手的手指甲轻微地抠人了他左小臂的内侧表皮，就在手腕上一点的地方，那里，在白色的皮肤下，交叉着许多筋腱和蓝色的血管。
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兰丝的年轻女子，长长的褐色头发，年龄不超过三十，个头不矮于一米七五，她微笑着给他开了门，又一言不发地在他们身后把门带上。
而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姆努斯肯又出门去了他的工作室。
六个月后，同样是十点左右，同一个姆努斯肯在戴高乐机场二号候机楼前走下一辆出租车，头顶着六月份的天，灿烂的阳光下，还有西北方向的薄薄云彩。由于姆努斯肯赶得太早了，他那趟航班还没有开始登机：在短短的三刻钟时间里，他不得不推着装有一个帆布旅行袋、一个背包，还有他那件在这夏季显得实在太厚的大衣的小车，在大厅中转悠。等他喝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些一次性纸巾和阿司匹林后，他就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等一会儿。
他实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机场并不是自在的存在。这只是一个来往过渡的地方，一张筛子，一片平原中央的一个脆弱的面，一个缠绕有跑道的平台，里头跳跃着气息中喷出煤油味的兔子，一个转盘，风侵袭进来，驱赶着各种各样的有着无数来源的微粒--所有沙漠的沙粒，所有江河的片状金和云母片，火山灰或辐射尘，花粉或病毒，香烟灰或稻米粉。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实在不很容易，但姆努斯肯还是在候机楼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VIP休息中心，在那里的扶手椅上可以安静地呆着，不去想什么大事情。他在那里打发掉了一些时间，然后去托运了行李，在免税商店区溜达，他没有买任何白酒，也没有买香烟和香水，什么都没有买。 他不是去度假的。根本没有必要加重负担。
快到十二点时，他登上一架小型飞机，机舱中的背景音乐伴随他一直到他的座位，音乐的音量调到了最低，好让旅客静心。姆努斯肯叠起他的大衣，连同旅行袋一起塞进行李柜，随后安坐在分给他的紧靠着一个舷窗的狭小空间中，他动手整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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