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说，第五代在电影语言现代化上比第四代走得更远。
第四代贯彻了照相本体化以及纪实美学，把过去创作思维中那套戏剧电影的观念给打破了。
第五代更注重电影的本体性，让视觉元素成为了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以国师为例，他在这方面走得非常极端，在《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种大色块的很刺眼的视觉呈现，以前还没有人这么做过。
概括起来说，第五代使电影成为电影。
电影不再是文学或戏剧的附庸或者表达工具——电影回归了它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五代导演让华国电影获得了和世界电影平等对话的渠道。
内地的第五代，和以许鞍、徐老怪等为代表的香城电影新浪潮和台湾新电影，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华语电影的崛起，使得华语电影成为国际影坛的一股重要力量，成为世界电影多元潮流中的一个浪头。
华国导演很少从自我的艺术观点出发，更多的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前行。
三十年代的作品多为救亡图存的主题，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这类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盛行一时。
第四代导演赶上了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浪潮，西方的纪实主义理论和照相本体论观念也传入华国，所以第四代成为新的电影理论和社会主流思潮的最早实践者。
华国导演拍电影一定要和社会发生某种联系，否则这就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语和独白。
西方很多电影是游离于社会思潮之外的，表达个人对电影的理解。
而华国文化很难接受这种自说自话的创作。
它必须要有所回响，对主流做出回应——或者是认同，或者是质疑，更像是一种唱和。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代际划分没这么明显了。
拍商业片或者坚持个人风格，导演自由选择的余地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陆晨虽然有点瞧不上国内的这些导演，但是也不得不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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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沉重的民族反思和文化寻根开始创作道路。
而陆晨他们的选择则比较自我和轻盈。
九十年代，第六代导演以个人成长经历和青春残酷物语登上舞台。
他们的电影非常个人化，摆脱了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
早期很多导演都带有强烈的反叛意味。
华国电影过去没有青春片，缺少青春和成长之痛的主题，在第六代这里全都出来了。
这么说吧。
华国电影商业化进程中，国师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在商业化之后，他们又很难达到观众的期待。
国师他们对华国电影有贡献，
这点是母庸置疑的。
他们对黄华国电影市场的开拓功不可没。
21世纪初期，没有人认为中国电影能够赚钱，也没有人知道华国的电影市场到底有多大。
当《英雄》卖了两亿人民币，所有人都惊叹华国电影竟然能卖钱，而华国竟然有这么大的电影市场。
《英雄》就相当于一个探路石，它让人们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有了初步的认识，由此才有了后来十年的大发展。
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在计划体制的基础上，第五代没有太大的压力，可以尽量去实现个人的艺术追求，探索电影语言的突破，所以早期作品中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前卫性。
在进入市场之后，他们一直开拓市场，并努力适应观众的口味，他们的先锋性和前卫性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丧失。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生长，年轻的时候自然更先锋、张扬，世界艺术史的规律也正是如此。
他们就像一辆火车，原本在既定的轨道上走，但是新世纪以来这条轨道消失了，此时他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就是票房。
所以无论是张一谋还是陈凯戈，都不约而同地去拍大片。
他们在拍大片的间隙也去拍一些关注人性的作品，但这些都是比较小的题材，也没有很强的思想力度。
其实可以看出，他们在艺术片和商业大片之间还是有些徘回，游移不定。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
就是改革之后，将华国电影带向世界的所谓“第五代导演”，进入新世纪之后突然象变了一个人，大部分导演的创作水平出现了塌方式的下滑！
为什么会想到这点呢？
最近很多导演的电影还没有上映，就遭到了专业影评人的口诛笔伐，很多电影在豆瓣网的影迷评分也是很低，
比如国师的《长城》。
陈凯戈的《道士下山》。
专业和民间双双否定。
两位导演可是相当的出名的，前者是拍出过《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伟大作品的人，被丑国某着名影评人评价为“张一谋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伟大的，就算是并不那么优秀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是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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